本文试图表达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共在存在论”。它是一个中西混合理论，尤其发展了儒家和道家的有关哲学观念。它力求对存在的基础问题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并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提供哲学基础。
1.给不同世界不同的存在论
哲学一直没有给人的生活世界准备一个与之相配的存在论。一般存在论是为科学世界以及逻辑世界准备的，它不适合解释人的存在方式。一般存在论研究存在以及何物存在，这些问题在生活世界中并不重要。比如，在生活中，人存在（ is），这不是困惑；人被做成什么样的存在（made to be），这才是问题。
在生活世界中，人不是一个预先完成的概念，而是一个可选择的概念。人是一种自相关的存在，人的存在即生活，人选择生活就是选择存在方式，选择存在方式就是创作自身。人的存在因其自相关性而不确定和不可测，因此人的存在有了命运问题。命运之不可测，不是指自然的偶然性，而是指人为的创造性和自由度。命运由人们所做之事所定义，事可成也可不成；命运不是自己能够独自完成的，而必定与他人有关，因此，命运是人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就是命运之所在。人的存在不是一种自在存在，而是互动存在；人的互动是创造性的，互动关系创造了一个仅仅属于人的世界，一个存在于互动关系之中的世界，一个不同于物的世界（world of things）的事的世界（world of facts）。
2.事与物
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事（fact）而不是物（thing），哲学不能“向物而思”（to the things）而只能“因事而思”（from the facts）。如果说科学是关于物的世界的解释，那么哲学是关于事的世界的思想。当说某物是如此这般时，关于某物性质的断言限定了某物而把它封闭了起来。这种封闭性有助于获得关于某物的确定知识，但其中未见关于物的思想，思想已终结于其封闭性。物的形而上学把一切存在都看成有着既定本质的封闭个体，个体物或个体人，诸如此类。物的形而上学中可明确定义的个体对于逻辑和科学是必要的假设，但这种假设不适合哲学问题，因为哲学问题与物无关而关乎事。哲学需要一种事的形而上学。事是人在生活中的有意行为，物只是在事中出场的各种实在。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物的自身存在不可能自己选择别样的存在方式，因而也就没有制造出哲学问题。所以说，关于物没有思想问题而只有知识问题，物可知之而不可思之。
物只是知识对象，事才是思想对象，因为给思想造成问题的是事而不是物。如果问：这个物是什么样的，这是追问关于对象的知识。如果问：这个物有什么价值，这其实不是在追问物，而是在追问涉及此物之事。只有当物进入事中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物进入事中，物的自身存在（being）就成为在事中的在场存在（existence）；物因事而被赋予了在其自身之外的价值，价值就是物被卷入事的方式。
事乃有意所为，事的存在（ is）同时必是“意在”（means to be），或者说，事总是因意而在（tobemeant to be），意至而有事，造事而生问题。事是人做的，人必须对人所创造的事情和问题负责任。关于事的问题就是关于人要创造什么存在的问题。
3.事的世界的创世问题
心是自由的，自由就要出事。人做事意味着人有着超越必然的自由，事包含着人的自由所能制造的所有麻烦以及所有困惑，自由是使存在产生问题的原因。自然而然的存在必然如此这般，既然是必然的，就不需要我们替它构思，无须构思就没有思想问题，所以哲学问题与“就这样存在”（to be asit is）无关，而与“就不这样存在”（to be as it is not）有关。换句话说，如果说物是自然而然的（to be as it is），那么，自由就是能让事不是这样的（to be as it is not）。能够“不是这样的”意味着是什么样取决于做成什么样。在这里，存在论问题由“是”（to be）转变成“做”（to do）。相对于物的存在，做事都是创造。这一区别意味着，既然物的世界是必然的既定存在，物的世界的创世问题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存在论问题。于是，关于物的世界的存在论问题都是后创世问题，我们只问何物存在，而不问何物应在。而事的世界是人的创造，而且一直在创造的过程中，甚至不可能完工。其证据是，事的世界———由生活定义的世界———没有普遍必然规律。因此，事的世界的存在论就无法回避创世问题，而且创世问题是事的世界之核心问题。“是”（to be）和“做”（to do）的同一性说明事的世界的存在和创造是同一个问题。
4.“是”就是“做”（to be is to do）
一般存在论的存在概念不足以表达事的自由性、创造性和历史性，所以不能表达事的世界的存在论问题。单纯的存在只是时间性的持续，没有历史也无所谓未来。这样的存在概念对于物的世界或许合适，但对于事的世界就缺乏表达力。做事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人有历史有未来。未来不是现实的单调延续，而是事的预先概念：对于人的存在，未来先于现实，现实是实现了的未来或是破产的未来；甚至，未来先于历史，历史是根据未来的概念而不断重新书写的。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存在不是“如其自然”（to be as it is）的一般存在论问题，也不是“如见所现”（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的一般知识论问题；人的存在是一个制造存在的问题。“是”（to be）向“做”（to do）的转化揭示了存在论（ontology）所隐含的道义学（deontology）问题，但这不是以伦理学去取消存在论，而是说，伦理学问题与存在论问题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形而上学一致性。在通常意义上，应在（ought to be）和存在（to be）是两个不能还原的问题，就像平行线不相交，但在事的世界这个不寻常语境中，人必须决定何事存在，于是，存在变成了应在的结果。这是以何种价值去做事的创世问题，是一个道义化存在论（deontological ontology）的问题。存在的责任问题的典型表现就是莎士比亚问题“存在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人必须决定让某事存在或不存在；甚至决定让某一个事的世界存在或不存在，在此抉择面前，价值问题与存在问题交汇成为一个问题。
5.“我做故我在”（facio ergo sum）
笛卡尔谓“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胡塞尔进一步证明“我思其所思”（ego cogito cogi-tatum qua cogitatum）而建立了意识的对象结构。但我思只能说明关于世界的知识图景的根据，却不能说明事的世界的创造和运作。知识图景是我思以自身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事的世界却是互动行为形成的，多边互动问题显然不能还原为思的问题。简单地说，我思解释不了事的世界，我思管不了事的世界。既然我思没有解释生活也不能解释生活，因此就需要另一个形而上学原则来建立关于事的世界的分析框架。既然“是”（to be）落实为“做”（to do），那么我们寻找的原则就是：我做故我在（facio ergo sum或I do therefore I am）。
“是”（to be）落实为“做”（to do）是“是”的人化。做事使存在变成一个价值事实而不仅是自然事件，人的存在也因此成为具有价值的存在。我思是孤独的，而我做创造了人际关系和互动行为。存在的意义必定在存在之外；我的存在所以制造了意义，就在于我做的事创造了我与他人的关系，把他人变成在我的事中的存在，而正是他人担保和证明了我所做的事的意义。因此，我做不仅创造了我在，同时还创造了我与他人的共在，而共在关系创造了事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做故我在”不仅是主体的存在论原则，而且是事的世界的存在论原则。
每个人都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先于共在而具有存在的意义；在共在之前，我只是一个自然存在而尚未成为一个价值存在。我思也许先验地拥有世界的概念，但我思不可能为我创造一个真实世界，因此我思只是想象了世界而并不拥有世界，我仍然无处可在。在我创造共在关系而实质性地创造了事的世界之前，我只是个一无所有的虚在；即使有着完美的我思，我仍然没有世界而一无所有。只有当所做之事将我与他人化为共在之时，我才在共在中获得一席之地，我才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成为在场存在。这正是中国古典哲学强调做人所暗含的深刻含义：人不在自然意义上“是”人，而必须在“做”中实现为人，而做事就是与人共在。因此，“我做故我在”蕴含着我与人共在而存在。
人本身没有存在论目的，人的存在意义是无着落的；这个问题在存在论中无法解决而成为一个釜底抽薪的隐患。神学目的论是一种替代性的解决，它试图以神意去解释人的的。但神学解释有一个缺点：它证明的其实是神的意义而不是人的意义；人是依附性的因此缺乏自足意义，而缺乏自足意义终究还是无意义。人必须能够在人那里证明人的意义，这才是完美的解决———孔子把存在的价值论证限制为人间的在世证明，这是精明的选择。人自身虽不能自证其目的，却能在做事中创造目的；人在做事中请入他人而互相作证。人不是因为自身有意义才做事，而是因为做事才有了意义；做事所创造的共在关系使每个人的存在意义获得互相印证，而互相印证的循环性表明了人的意义内在于生活的在世绝对性。
6.关系、奇迹和幸福
事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事，而事的内在结构是人的关系，不同的事情意味着不同性质的关系。由各种可能关系所表达的事具有无限变化而决定了事的世界的创造性。中国哲学聚焦于事的可变性（易）而不是物的确定性，这一方法论对于事的形而上学非常重要。一般存在论假定，一个存在的本质是这个存在本身确定不变的性质，而关系只不过是存在的外在联系，比如说，给定x、y，那么由x、y的既定性质可以定义其关系R。这样的存在论可以解释物的世界，却不能解释事的世界。在事的世界中，关系是可选择的，只有选择了某种关系才能确定其相关存在具有什么意义。在被纳入关系之前，一个存在及其本身的性质并不产生问题，不确定的动态互动关系才是形成问题和解决问题之所在。一种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被卷入之存在的特殊意义，或者说，关系决定了相关存在的在场表现。因此，我们需要由关系去理解存在的在场表现，即从关系R去确定x、y的在场表现，在其中，关系掌握了主动权。很明显，事的世界与物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论问题。
研究规律与思考命运完全不同。规律是确定的和必然的，而命运是不确定的和创造性的。必然性和确定性是对奇迹和创造的否定；如果去掉了不确定性，就无所谓命运了。人有可能创造和修改命运；正因为命运是可变的，生活才有意义。假如一切皆为天数，人谋无非徒劳，人就无事可做，也无事值得做，历史、成败、荣辱、善恶、爱恨、贵贱、幸福、自由、尊严等等就都失去意义。严格地说，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创造性的奇迹。自由是奇迹，道德是奇迹，幸福和爱更是奇迹，一切使生活具有光辉的事情都是奇迹。当“是”（to be）化为“做”（to do）之时，奇迹就成为可能，而奇迹的秘密在于关系。如果人们以个体原则为准去计算利益和价值，冲突就是无解困境。只有当人们能够以关系原则为准去理解利益和价值时，合作和幸福才成为可能。人们难以合作的原因与其说是自私，不如说是愚蠢：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私最大化不等于利己最大化。最大最重的利益和幸福是无法独占的。幸福的不可独占性颠覆了个体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同时证明了关系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以个体原则为准的存在方式必定陷入事与愿违的困境：自私最大化却达不到幸福最大化，自私求福变成对幸福的否定。自私个体的痛苦、孤独、无助、失望、迷茫和受挫感等等“存在论”上的深刻不幸，都是因为个体原则拒绝了幸福。
当哲学对幸福问题束手无策时，人们就求助于宗教。宗教许诺在另一个世界里给人们幸福。这虽有安慰作用，但彼岸世界永不在场的虚幻性却是一个画饼充饥式的困难。彼岸世界与真实世界无法兑换，生死之间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存在论鸿沟。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而非一个概念上可能的世界。尽管贝克莱相信上帝感知一切可能世界而使万物存在，但那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的事。因上帝感知而在的彼岸世界对于人不在，证明了彼岸世界的不完美。其实“存在就是被感知”（to be isto be perceived）才是实在话，人想要的就是人可感知的。
孔子的思想所以不可能被任何宗教所折服，就在于其强调在世问题必须在世解决才是完美解决。孔子或许会承认神更伟大，但更伟大的存在并不能解决人们那些渺小的苦难，敬鬼神而远之不是否认神的伟大而是因为神没有效验。若把儒家理解为一种俗世主义，那是肤浅的理解。孔子追求的是世界的存在完满性：在一个世界中必须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儒家所以寄希望于人际关系，就在于人际关系是在现世内部去解决幸福问题的唯一方法。这是一种现实理想主义：如果现实主义是好的，除非它同时是理想主义；如果理想主义是可能的，除非它同时是现实主义。
7.存在的亲疏远近
关系观点按照存在与当事人的价值距离去构造世界图景，关系所定义的价值距离就是存在与当事人的亲疏远近程度。一个存在与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是远近关系，与心灵的相关程度是亲疏关系。远近亲疏关系编织了一个向心结构的世界，一切存在都向心而在。这种向心关系不是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而是物在事中的在场表现方式。如果从物的观点去看，每个物对于世界都同等重要，物本身无所谓价值，不分高低贵贱。但从事的观点去看，每个存在因关系而被赋予不同的重要性和价值，而人正是按照事的观点生活的。存在的向心关系尽管不是客观联系，却同样是真实事态。
人们用来理解存在的亲疏远近原则并非一种意气用事，相反，它是一种更深刻的理性原则，它有助于纠正现代对理性的错误理解。现代的理性概念强调每个人都优先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假设表面上是理性的，但其中的利益概念却是非理性的，结果严重误导了理性。现代个人主义观点所理解的“利益”一般指个人可以独占的利益，往往没有把对个人同样有利甚至更有利的无法独占的共享利益计算在内，或者至少是默认独占利益优于共享利益。对利益的这种理解是非理性的，它是一种自绝于他人的非理性。以非理性的利益概念去指导理性选择，结果难免是非理性的。人人追求最大利益，这没有错，但现代理论把利益的项目搞错了。较大利益优于较小利益，这个判断是理性的；可是独占利益优于共享利益，这个判断就不是理性的了，因为人们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未必是可以独占的利益。事实上每个人可指望获得的大多数最大利益，都属于无法独占而只能存在于相互关系之中的共享利益。一旦试图独占，那些利益就烟消云散，例如家庭、爱情、友谊、信任、交流、互相理解、互相承认、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等等，都是无法独占的共享利益。可见，利益不能理解为“独占利益”而应该理解为“可及利益”；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应该重新定义为追求自己可及的最大利益，这才是符合理性精神的选择。这意味着，理性是一个与共在有关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孤独存在的概念。
8.共在先于存在
根据事的世界的创世责任，事的世界需要一个与一般存在论（ontology ofbeing）在基本问题和原则上都非常不同的共在存在论（ontology of coexistence）。
共在存在论以“共在”（coexistence）而不以“存在”（existence）作为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因此展开了与一般存在论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共在存在论中，存在不构成问题，共在才是问题。共在是可选择的未定状况，是创造性的动态互动关系，所以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共在存在论的基本原则是：共在先于存在。这意味着，任何事都必定形成一个共在状态，在共在状态中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存在，共在状态所确定的在场状态才是存在的有效面目。当某物尚未进入某事时，它的存在是尚未在场状态；物只有在事中与他物形成共在关系，才能确定其在场的存在性质。选择一种事就是选择一种关系，选择一种关系就是选择一种共在方式；只有选择了共在方式，存在才具有在世意义，所以说，共在先于存在。
一般存在论以个体存在为单位去理解物，把物的本质看作是一个概念所预先确定的独立身份，于是物之间就不存在创造性的关系而只有必然联系，这样理解的物都是死物。此种存在论对于物理世界也许合适，但对于生活世界肯定无效，而且对于生活世界是一种形而上学祸害。生活的一切问题都是人事问题，人事问题都发生在共在关系中。
9.最优共在原则及其证明
如果人们是充分理性的，就将选择良好的共在关系以便创造最大可及利益。如前所言，以个人作为计算单位去定义的利益其实是一个非理性概念，单边独享利益是一厢情愿而缺乏远见的非理性幻想。在自我中心的非理性概念指引下，即使每个行动的算计方式都是理性的，但由于不理解最大利益总是附着于共在关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终将事与愿违。其典型模型就是错过帕累托改进的囚徒困境。对合作构成最大挑战的囚徒困境的错误，不是源于理性本身而恰恰是源于被误导的理性；囚徒困境是错误的生存方式。也许囚徒困境就其本身而言是无解的，因此，要解决囚徒困境之类的合作难题，就必须从根本处入手，必须颠覆个体原则的世界观从而改变人类思想和行为方式。
如果共在存在论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理论基础，共在关系能够成为利益的计算单位，人们就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良好的共在关系必定是普遍受惠的关系，于是，最优共在原则就是合作最大化并且冲突最小化，也就是“无人被排挤”的普遍受惠原则。为了证明这个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它必须能够成功通过“普遍模仿”验证。
假定存在一个通用的博弈语境，在其中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追求可及利益最大化，而且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人都能在博弈过程中互相学习别人更高明的优势策略，并且在接下来的博弈中模仿习得的优势策略；能力更强的人不断推出更高明的策略以便获得优势，但领先总是暂时的，高明的策略很快变成公开知识而被大家所模仿；一直到各种优势策略都出现并且被普遍模仿，大家拥有足够饱和的共同知识和对称知识（对称的知己知彼），这时将出现“集体黔驴技穷”现象，大家都一致模仿最具优势的策略，于是达到普遍的策略均衡，此种稳定策略就非常可能转化为稳定制度和普遍价值观。
不过，稳定策略不一定都是好策略。一个被普遍模仿的稳定策略有可能是人人受益的好策略，也可能是人人受损的坏策略。于是还必须进一步确定什么是好的普遍策略。可选择的检验标准是策略模仿的“无报应性”：如果一个策略被众人普遍模仿而不会形成作法自毙的反身报应，那么，这个策略就是经得起普遍模仿的好策略，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策略被众人普遍模仿，别人的模仿形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效果而导致始作俑者自取其祸，就证明它是一个坏策略。能够通过普遍模仿检验的策略、制度和价值观就被证明是普遍有效的好事。自私自利、见利忘义、忘恩负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姑息养奸之类的行为就经不起普遍模仿，因为这类行为一旦被普遍模仿，每个人都将利益受损，始于害人终于害己，显然不可取；而和谐、自由、公正、公平、互惠、共享等等将被证明为普遍价值。
普遍模仿检验很可能是最好的检验标准。可以把普遍模仿标准与负有盛名的康德先验标准进行比较。康德相信，从理性出发，任何人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行为标准：我愿意这样做，并且同意每个人都这样做，或者说，如果我承认原则x，那么我同意x对每个人普遍有效。康德标准足以证明一种行为原则是普遍的，但无法保证人们选中的行为原则是普遍好的，这就是所谓的康德形式主义缺点：形式管不住内容。而普遍模仿检验能够从形式到内容都确保一种普遍原则是好的。
10.和谐是最优共在策略
和谐原是先秦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经过改良和重新定义可以成为共在存在论的核心概念。和谐是最优的共在策略，因为和谐最充分地体现了合作最大化、冲突最小化的共在原则。对于生活世界而言，存在的多样性是每个存在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共在（coexistence）是存在（existence）的存在论条件。而且，各种存在只有互相配合才能使每个存在达到其可能的最优状态。
如果仅仅多样而不能兼容合作，则会导致不可救药的冲突，这同样是一种存在论灾难，所谓争则乱。因此，有利于一切存在的最优存在状况就是多样存在的兼容互惠合作。其主要表现为，人之间的和谐共在将使每个人获得利益和幸福。和谐策略意味着：某一方X要获得利益改进x+，当且仅当，另一方Y必定同时获得利益改进y+，反之亦然。于是，促成x+的出现是Y的优选策略，因为Y为了达到y+就不得不承认并促成x+，反之亦然。和谐策略可以理解为一个强化了双赢效果的帕累托改进升级版，它能够解决一般帕累托改进难以避免的单边受益问题。我将这一和谐策略称为“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以纪念孔子的一个简练、优美的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值得注意的是，和谐有时被曲解为一种消极和平主义，即无非是弱化冲突和回避冲突的策略。虽然和谐蕴含和平主义，但从根本上说，和谐是一种积极策略，绝非消极策略：和谐意味着必须并且能够以积极行动去解决矛盾和冲突；如果缺乏积极作为，和谐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回避冲突只不过是消极地掩盖矛盾而没有解决矛盾，得不到解决的矛盾总会更凶猛地卷土重来，因此，如果把和谐弱化为消极策略是非常有害的。先秦的“和同之辨”实质上就是关于和谐是消极策略还是积极策略的争论：不喜欢不同意见的君主试图把和谐歪曲为“同”，就是把和谐作为掩盖矛盾的做法。当时的学者就已经拨乱反正，清楚地把和谐定义为不同存在的积极合作方式。（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第五》、《国语·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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