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一年夏天特别的热,我才六七岁的样子。那个正午我去柴里矿,也就是母亲贴烧饼的地方去玩。太阳在天空发出白炙的耀眼的光芒,树荫变得很小很小,蝉热得有一声没一声的嘶叫着,而我的脸颊上、身上早就淌满了汗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电风扇对我们家来说还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天热得厉害了,只能找一把芭蕉扇自己扇一扇。然而扇出来的都是黏糊糊,热腾腾的风。我的后背很快炸开了痱子,又痒又痛。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为了生计,来到离家三里多地的柴里矿贴烧饼卖钱。那时候烧饼7分钱一个,一斤烧饼四角钱,一般情况下是卖两角钱加上一斤山东省的粮票。母亲和三姨一起贴烧饼,一天下来能贴一袋子大约60来斤面粉,除去焦炭和税,折算下来,一天一人能赚3块多钱,在四十年前,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勉强应付我和哥哥上学,添置衣裳,油盐酱醋一类的。
那会儿已经过了午饭的时间,烧饼摊前已经没有了顾客。烧饼店里像一个小小的蒸笼,母亲和三姨也热得支撑不住了,压下炉子的炭火停歇一会。三姨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考我学过的数学,买一个烧饼7分钱,买6个烧饼多少钱?
马路变得宽阔了许多,路上的柏油几乎就要烤化了,隐约可以看得到地面上蒸腾的热气。突然,街角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女人拐过了弯,朝我们的烧饼店的方向走了过来。那个女人的自行车后面驮着一个奶白色的木箱,有两三个孩童跑了过去围绕在那个女人身边。他们递给那个女人一些花花绿绿的钞票,然后每个人从那个女人手里接过一只冰棍。
那几个孩童脸上都灰扑扑的,汗水从脸上滑下,一直蜿蜒到赤着的前胸、后背。只一会儿,他们的神情变了,冰棍进入了他们的嘴里,仿佛瞬间把夏天的炎热带走了。那一小块豆绿色的冰糕,冒着淡淡的白雾。他们刺溜刺溜地吸吮着,发出嘶嘶的诱人的声音。
刹那间,我联想到了冬天的冰,那种能把手冻僵的冰。想到那冰冷的感觉,我仿佛一下也凉爽了起来。我打了一个寒噤,脱口而出,“冰棍,我要吃冰棍。”
“你去问问多少钱一块?”母亲擦了一把汗回答。
我一蹦一跳的跑了出去,大声朝着女人喊道:“卖冰棍的,多少钱一块?”
“5分。”那个女人已经朝我们的方向骑了过来。
“拿两块。”母亲从钱匣子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递给了卖冰棍的女人。
那个女人打开了奶白色的木箱,掀开里面裹着的棉被,掏出两块裹着湿漉漉的纸的冰棍,递给了眼巴眼望的我和母亲,接着踏上自行车走远了。
我飞快的扯开冰棒上的裹着的纸,贪婪的用嘴吸允着马上要滴下的凉丝丝的甜水。霎时,烦躁的天气一下子变了,四面八方像吹来阵阵清凉的风。我心满意足地品尝着凉爽香甜的冰棍,突然发现刚才递给母亲的那块冰棍还裹着包装纸,而那一块冰棍已经滴滴的直往下滴水,眼看着就瘦了下来。
三姨执意不肯吃那块冰棍,而母亲就一直用手拿着让她吃。我才猛然间想起来,母亲刚才买的是两块,不是三块,她没买自己的那一块。我看到她的脸上,脖子上,都满是汗水,衣服早就浸湿了,汗还一直往她的眼睛里流,她的手上还粘着没来得及洗的面粉......
不知怎么,那块原本凉丝丝,甜丝丝的冰糕,突然像一块烧着的火炭,烫得我喉咙发紧。我真馋,竟然没想到应该先让母亲和三姨吃。她们在这骄阳似火的酷暑里烤着炙热的火炉,为了我们的家起早贪黑,辛苦劳作,甚至连那5分钱一块的冰棍都舍不得多买一块,而我,却只顾着自己享受……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馋,我难为情地哭了起来,对着母亲和三姨连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这么馋了。”
母亲和三姨看着递着冰棍抽泣的我笑了。
接着母亲帮我擦掉流下的泪水,大口吸吮了一下我递过来的冰棍,夸张地说,“乖闺女给的冰棍——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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