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何处
文/孙清鼎
西园
宋代滕县有一名园，因位于城西，曰“西园”。苏东坡、贺梅子曾到此游览，并有诗记之。
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知徐州，当时滕县为徐州辖，县令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第四子范纯粹。苏轼对范文正敬仰已久，对其子范县令称之“同僚”，“一见如旧”。此时，滕县“高明硕大”的116间公堂吏舍刚刚修葺一新，苏轼见之认可，写下《滕县公堂记》文。
城外有一西园，苏公到此兴浓，联想到树木与树人之事，写下《滕县时同年西园》诗，以记其游。
苏轼所记滕县公堂至今已近千年，几经修复，老县衙旧址犹在，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苏、贺两位先生为之题诗的滕县西园又如何呢？
苏轼游西园是在元丰元年（1078）秋天，所记西园景象是：
“池塘得流水，龟鱼自浮沉。
幽桂日夜长，白花乱青衿。”
元丰八年（1085），也是秋天，贺铸由徐州往郓州路经滕县，写下《滕县时氏园池》诗，其描写是:
“城隅树交荫，楼下水通流。
鸲鹆鸣深竹，蜻蜓驻小舟”。
从两位先生的诗作可知，当年西园花木繁茂，水绕楼台，是一处颇为幽雅的园林。雅园，必由雅士建造；问其园，当思其人。
苏轼游“时同年西园”，“同年”为谁？贺铸所记“时氏”，“时氏”安在？诗传于世，读者对此心有疑问。
滕州有宋代《李氏茔域香幢记》拓片传世，书写人是“漷阳时效”，书写的时间是“大观丁亥”（1107）。可见当年滕县果然有时氏，时氏家族果然有文化人。
清同治年间，云间王宝建先生在读滕县《香幢记》拓片札记中说：
“末署时效书，字画遒劲，酷类当时蔡元长一派……滕时氏，故宋望族，苏文忠有《滕县时同年西园》诗，元林君《静乐园记》指时氏园为德邻。近时，邑孝廉黄冶山先生作《时氏园石记》，深以其名不传为憾。余按幢记大观丁亥，上踞坡公嘉佑登第已四十余年，西园主人其犹灵光独存耶？里居姓氏阅七百余年，独以是幢得传，抑又幸矣。惜冶山先生未之见，不获与西园遗石并传也。”
“漷”，滕州河名，《水经注》有注；“黄冶山”（黄来麟）滕人，清道光辛卯科举人，此人曾为西园遗石作记。以王宝建之意，时效或是西园主人“时同年”。
大观丁亥年，距苏轼游西园已过去29年，此时坡公也已离世6年（享年66岁）。倘若园主“时同年”是长寿老人，即使年龄稍大于坡翁，应是耄耋之年，在世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时效就是“时同年”吗？仅以一香幢书写者证之，想来有些勉强。
就在滕县李氏立香幢十多年后，又有画竹石刻问世。此石与苏轼及时氏的关系颇为密切，探寻“时同年”，不得不说此石，惜王宝建未见此跋，恰如黄冶山未见李氏香幢拓片，若王先生见之，当不会推测时效为“时同年”了。
苏东坡与时氏交谊不只是赠一诗，还曾赠一画。明代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二笔）有：“沛县儒学大门，嵌壁有东坡竹二枝。跋云：
‘先生与叔祖山阳掾，暨先大夫同榜雅契。熙宁中，守彭门，叔祖通直赴约射堂，晏谈旬馀。一日戏写邛竹二枝，且曰：‘观此如何？’叔祖曰：‘此如学士立身许国，劲挺不移；又其疏枝节叶，则如学士驭士爱民，间密以济。’先生笑曰：‘公精鉴也。’卷而赠之。于今四十余年矣。乃刻石以传久云。宣和辛丑冬至日，朝奉郎、通判泽州时敦题。梁溪漫叟时道安立石。’”
清代金石家韩崇《宝铁斋金石文跋尾》亦有《苏文忠画竹石刻》跋文，此石亦见于沛县，全文92字，比李记跋文少41字，末署
“宣和辛丑冬至日，朝奉郎、通判许州时丰□立石。”
两文皆取于沛县嵌壁石刻，所记同一事，何以相差如此之大?再看民国初年编印的《沛县志》：
“东坡石刻：为时道安所刻，有道安父泽州通判时敦跋语。敦徐州人。石本二方，旧嵌儒学大门壁上。干老叶疏，劲挺不倚，颇如先生之立身云。今剩其一，在七山文庙。”
此记较为明晰，一是跋语、立石者乃父子关系，徐州人（宋代滕属徐州）；二是跋语及立石者与明代李日华所记相符；三是民国初年石刻尚存其一。那么，清韩崇所记何以无跋者，立石人亦有不同？莫非是宋刻画石因年久字迹磨泐所致吗？因未见原石及两跋文拓片，不敢妄推下去。然而，李记题者“时敦”刻石，与《香幢记》署“时效书”相距仅14年，此二人或是一人，或是同辈也说不定。一人，“敦”“效”乃有一石刻漫漶鲁鱼亥豕之故；同辈，因二人姓名皆是二字、皆有“反文旁”而推之。
画石跋文之“先生”，苏轼也；“山阳掾”，作者叔祖也，其叔祖或许就是“时同年”，即苏轼所赠诗画之人。此画石跋文为考证“时同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给人留有问题：一是《宝铁斋金石文跋尾》说到此事，有“特无从考其名号官爵耳”之叹，以仍不知其名字、事迹为憾事。二是民国初年，滕人生克昭先生编印的《滕县金石志》收入铁宝斋画竹石刻跋文，文后有胶西柯昌泗先生语：“此石自当在滕，不知何时流传邻境，遂得移置沛县书院也。”滕人时氏所刻画石，为何嵌在沛县书院的墙壁上？
当代出土文物解答了第一个问题。1988年秋，滕州南郊植物油厂院内出土一座宋代石室墓，有石刻《故时公墓志之铭》，志文974字。文首是《宋故朝请大夫尚书屯田郎中知阆州军州事上护军借紫时公墓志铭并序》，“兵部外郎知制诰吴奎撰”。正文说:
“公讳旦，字慕周。其先东海人，五代祖迁兖之邹，转居滕，今为徐州滕县人……罢阆还阙，未朝参，遘疾于兴国寺多宝浮屠舍以终，享年六十八，时天禧辛酉八月十二日也……以至和三年二月廿六日，葬公于滕县礼教乡曲尘里先公都官茔之次……”。
时旦翁卒于天禧辛酉（1021），葬于至和三年（1056），肯定不会与苏轼有交谊，但此人有“男三人”、“孙男五人”，其孙男“庆基、化基并举进士”，这就与坡公“同年”有涉了。
《六砚斋笔记》跋文：“先生与叔祖山阳掾，暨先大夫同榜雅契。”昆仲“并举进士”，看来时氏与坡公同年有二人，那么，谁是“山阳掾”呢？另有吴奎为时旦之子时舜举所写《时府君墓志铭》，其中记载，时化基做过“楚州司法参军”，而“楚州”（今江苏淮安）旧称“山阳”，据今滕州时氏族人考证，时化基先生就是苏轼赠与诗画的“时同年”；所谓“同年”，乃是至和三年、嘉佑元年（1056）同年“乡贡进士”。此考确否？未见他论。以时旦翁葬于至和三年二月廿六日看，此时“乡贡进士”也未必考试。当是时旦葬日并无墓志铭，其子时舜举去世后，两个墓志铭一并请吴奎撰写，如此，“同年进士”云云可通。
至于滕人石刻何时嵌壁于沛县书院，此事查阅古籍可以找到答案。
《金史·地理志》载，滕州辖三县一镇（滕县、沛县、邹县、陶阳镇）；《宝铁斋金石文跋尾》中有金大定三年（1163）立《清凉院尚书礼部牒》石刻，文首有“滕阳军沛县”句，韩崇“按沛县唐属徐州，金改属邳州，后属滕州，故有滕阳军之名。”原来沛县与滕有隶属关系。
《读史方舆纪要》说沛县：
“金初属邳州，后属滕州。元初移滕州治此。”
据此说，沛县不仅隶属于滕，滕州驻地还曾设在沛县。
画竹石刻作于宣和辛丑（1121），刻石之时正是“苏书之禁未弛，碑石多遭鑿毁”（柯昌泗语）之年，画石虽刻出，也未必能公之于世。6年后，1127年12月金兵攻河南、山东、陕西；1129年金兵破徐州，连年战争，人心惶恐，或南迁、或躲避，此石更无嵌立之理。但是，自金南侵统治稳定后，金石之事复以为常，大定三年（1163）沛县立《清凉院尚书礼部牒》，据民国初年《沛县志》载“滕、沛官吏衔姓”列其上，可见那时滕、沛隶属关系已经确立。滕州驻地于沛城之时，或征用滕县之物；或时氏后人任职于儒学，主动献出；或时氏家族因避兵南迁，画竹石刻已成无主之物，滕石嵌于沛壁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近千年，因苏轼而起的滕县西园主人“时同年”总算已有一说，其西园又怎么样了呢？
上述清代王宝建《<李氏茔域香幢记>跋文》，有“元林君《静乐园记》指时氏园为德邻”句，说的是元代林应开先生写有滕县《静乐园记》，此文载于滕县旧志，文中有“西北角与时氏园亭为德邻也”之言，说明时氏西园到元代或存在、或可指看旧地。查滕县现存最早旧志（明万历十三年）记有静乐园，不见西园。
清代康熙五十六年《滕县志》对静乐园记之依旧，而新增“艺文”却没有收入苏轼、贺铸滕县西园诗。贺诗或许流传不广，苏诗当不罕见；明代《滕县志》“选举谱”，对苏诗曾提及“而苏轼同年见诗文，名氏不存焉”，清康熙滕志因之，何以苏诗未收入志，以为孤诗难证其园吗？一代名园西园真的是湮没无闻了。直到清代中期，滕人黄冶山先生得到西园遗石，作文记幸，这才把沉睡数百年的西园意识在滕地唤醒，清道光二十六年《滕县志》后补本，始把苏轼西园诗入志。
1980年代，滕人李祥麟先生对西园故址做过考证。他依据林应开《静乐园记》“西北角与时氏园亭为德邻也”，及滕县旧志载静乐园“在城西南隅”之说，推之静乐园“按方位考其遗迹，即民国年间之刑场‘鳖盖’处，位于今滕州市荆河路与新兴路交叉路口迤东。其西北角时氏园亭，当位于今工艺美术楼迤西北处。”滕县曾有俗语“鳖盖”之地，就在城西南护城河外，应该说李先生所推西园故址大致是不错的。看苏、贺先生诗，西园不仅花木众多，而且可在池水荡舟，此园不小，其确切起止处，已不可知。
滕州老城外西南不远处，现有地名“西南园”，是否与西园故址有牵连，现也难以细考。
据《滕西办事处志》记载，清末民初此地多有私家园林，最有名的是徐家花园和陈家花园。徐家花园用地60亩，清代历城画家郑谟先生曾为此园作画；后来此园转卖给民国名将张锦湖先生家用。
陈家花园用地8亩，园主原为毛家，后转卖给刘家，再转卖给陈家。
还有东花果园，先为徐氏、后为朱氏所有，用地22亩。抗日战争期间，滕县西关外秦家建一苏州园林式花园，王学仲先生在花园落成前应征写一对联：“不爱钱原非易事，太要好亦是私心”。
当然，这些花园现今都不存在了，说来西园和静乐园存世的时间还较长些，西园更是因名人效应而影响深远。
孙清鼎:枣庄市公路局退休职工、文史学者，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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