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在2018年8月的某一天，婊妹突然看到一个直击灵魂，微微颤抖，堪称最发散，最哲学的故事：
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去意大利采访了三个特殊的人物。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先不说这三人的结局，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陷入沉思
在那一瞬间婊妹陷入沉思……但很快，婊妹就“醒过来”了，自问：为什么要被问题困在问题里？
于是，婊妹突发奇想地想把这个念头“传染”给其他小伙伴儿，以试图探索人与人之间的思维差异到底在哪儿，就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做了一个小小的，不严谨的，不成熟的小调（tiao）查（xi）。
经过大约5个小时的收集，婊妹得出了一份简单的数据统计，其中不包括职业，学历，地域等条件分类统计。
朋友圈调查结果
根据以上不完全科学的统计中并不难发现一个很简单的规律：大部分的答者在回答的过程中，会“循规蹈矩”的顺着问题的方向走，抛开职业和学习经历，事实上是极少数人会“走出”提问者设下的“问题陷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婊妹发现了一些其他非常有趣的规律，比如，回答的内容涉及到结婚的，那么答者当下的需求跟结婚有着莫大的关系。亦或是跟答者当下要面对的社会舆论，压力等等都有不同程度上的联系。
克里希那穆提年轻的时候巨帅！
随着时代的文明快速发展，传统思想与新兴观念不断的发生碰撞与矛盾。就如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所提出的“人们的思想，并非在进步，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复”。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停滞不前”？又让我们变得“俗不可耐”？突然间一个词从脑海间一闪而过——“社会从众心理”。
那么，问题又来了——什么是社会从众心理？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什么特点？又怎样去考究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又如何去挣脱这样的“束缚”呢？
Scientific American 中文版《环球科学》 官网首页
Scientific American 中文版《环球科学》授权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献部分内容，其中提到“如果一个人在处理某件事情之前，得到了额该事件的部分信息，那么其将收到这些信息的决定，并且会影响最终处理事情的决定”。科学家们把这种现象归为“非理性思维”，并且针对这个课题综合了来自不同领域，综合心理学额好几个领域的知识加以求证。
——查尔迪尼熟知启发法（heuristics），在日常生活中帮助迅速决策的法则。
——肯里克研究决策是如何被一些社会性动机扭曲的，如寻找配偶的欲望或是自我保护的本能。（这个应该会比较多人关心吧。）
——科恩致力研究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的判断。
——纽博格雅久的是认知偏见，是人在遇到新的相反的证据时坚持原有的观念。
综上四者研究方向和指出的“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关键障碍”，并得出3点较为突出的障碍：
**思维捷径shortcut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
**社会目标social goal
思维捷径
——思维捷径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惰性是大部分人“与生具备”的。然而，如果要精通一门专业，所必须要掌握的相关知识实在太多。
比如，从事厨房刀具领域的技术人员或企业领导，他们未必真的如数知悉刀具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具体操作。但是，如果要如数知悉针对不同刀具，不同档次，不同类型等工艺步骤的操作与成本核算，将需要真正系统的学习，必须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去从零开始。然而，相当部分企业人或技术人员从业数年，却未必能把这些细节全部吃透。
尽管系统而扎实的去学习是最有力的途径之一，但普通的技术人员或企业人并没有精力去学完那些写满公式的教科或向有真正经验的人虚心请教。甚至，包括一些被捧为技术人才的人才都从未真正了解过工艺发展的过历史与变迁。因为有了这些障碍，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心里捷径或是听从专家对的声明。而这两种做法都可能将他们引上歧路。更有可能他们会直接以来直觉，这样也会误导他们。
1966年精神病学家查尔斯.K.霍夫林和同事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研究当人们把“博士”头先当作个人权威的象征时，事情会发生到怎样糟糕的地步？实验中，有一位自称“某著名医生”的人打电话过来让护士去取“Astroten”的非常用药物，并以最高剂量的两倍给病人服下。熟知医理的人知道，这样操作是违反了药物标签标签上醒目标注的使用须知，也违反了医院要求医生手写处方的规定，但95%的护士仍然会选择毫不犹豫的服从了这位所谓“著名医生”的违反规定的指令。甚至当她们拿着这种有潜在危险的药物走向患者的病房时，研究人员需要强行阻止才能把她们拦截下来。而这些护士在无意间使用了所谓的“权威启发法Authority heuristic”，即轻易相信了一个身居要职的人。
囿于成见
——囿于成见
当我们对某个话题十分关心，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超越简单的启发法，开始对切实的证据开展更加系统的分析。回到上面所提问的问题，如果被提问者在被提问的同时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思考，那么，被提问者将会自动切换成启发法，这也是一种“应急”思维的惯性。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知识是否会成为我们的限制？”。事实上，就算我们努力使自己的立场维持客观，也仍可能受到既有知识的阻碍或限制。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会对强化自身观点的论据特别注意，不喜欢反对意见，也容易厌恶那些立场和自己现有观念发生冲突的人。
近年来，我国针对人贩子的量刑在民间和司法界掀起了一阵对立狂潮。民声的呼声几乎要淹没了理性。有相关业界人士指出，如果加大量行，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得到罪犯的猖狂。同时，也有相关专业人士指出，司法不应该受到外界的其他声音影响其公正性和理性。如果采纳该建议，加大量行，那么在执法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使得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人质的安全将受到巨大的隐患。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安东尼.N.沃什伯恩和琳达.J.斯基特卡开展了一项研究，似乎也支持了斯坦福大学这篇论文的发现。两位研究者检验了一种说法：美国的保守派比自由派跟不尊重科学证据，或许这是因为前者思维僵化，不容易接受新的体验。然而，结果发现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会拒绝违背自身政治意识形态的科学发现。同时，他们向1347名参与者展示了关于6个热点问题的科学证据，包括气候变化，枪支管控，医保改革，移民政策，发展核能和同性婚姻。从该研究中结果得出，研究者似乎支持了辩论的一方：实行枪支管控的城市犯罪总数更高。但是，综合数据仔细考察后发现，他们支持的其实是相反的观点，比如在实行枪支管控的城市，犯罪数减少的比例更高与不管控枪支的城市。
综合该数据发现，团体研究成果符合和满足一方的偏见发现，他们将不再自己追究了。反之，如果结果相反，不满足于他们的设想和定论，他们将会继续“穷追猛打”。但，研究者后来告诉那些团队的成员，研究结果支持的是与他们对立的观点，那么这些成员久可能对开展研究的科学家产生怀疑。
社会动机
——社会动机
社会冲动social impluse，能帮助过我们与人和谐相处，但它们同样也会成为阻碍我们理性思考的巨大障碍。如果此时你的朋友们正在高声发表关于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或毒奶粉吃多了不会对身体有害的谬论。面对这样的情形，你是会站出来说出反对意见？还是一声不吭，避免破坏和谐的社交气氛呢？
我们回到主题所提出，如果同期被误抓进去其他几个人直接承认自己是神经病或者不去证明清白，而这时候的你是会跟着其中一个“精神病患者”还是站出来极力证明清白呢？
多年来，心理学家对从中conformity 这一概念始终非常感兴趣。1951年的一项对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 的经典研究中，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指出，如果一个人反对群体共识，就会遭遇这样的下场：群体会先尝试改变此人的观点，一旦失败，他们就会终止沟通，将这个异类孤立在群体之外。
曾就读于普渡大学的吉布林. D.威廉姆斯和同事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收到排挤，他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就会激活——这也是我们感觉身体疼痛时就会激活的皮层。
大脑结构
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埃默里大学的神经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伯恩斯和同事带领的团队发现，和自己所属的集体意见相左时，杏仁核的活跃程度会增加，而这个却与一般会在人收到各种压力时激活。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意见相左，是一件让人在情感上很受伤的事情，即使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人们不愿意提出相反的证据来驳斥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观念，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除此之外，社会压力还会影响我们对既有信息的处理，当所属的群体已经达成共识，人们会更倾向于使用启发法，或接受已有的观点，而这些都会妨碍人们的客观思维。
再回到主题，如果所属的群体的共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一下子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接下里的人随机会成为“跟随者”。而不同答案之间的差异，部分原因源于其本身的职业和学习力的经历；如认真思考回答这个问题的答者，其本身就是学习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人，那么她能挑出更多的“刺”并不足为奇，那么如果几个或者一群有相关知识和经历的人，他们的答案将会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上。
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长，网络时代的新兴，我们可以接受的信息量与层面耶随机大大增加。但是，人性潜在的东西却一直不变，比如恐惧。恐惧通常会使得男性和女性都服从集体的意见，而性爱动机则会促使男性从集体中脱颖而出——或许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合格的配偶吧。这使得男性会持相反的意见，让自己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无论如何，这些受试者的观念都收到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目标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处理既有信息时并不是完全的客观的。
认识自己
——应对方法
既然我们的思维中有诸多阻挠理性思维的障碍，我们是否该放弃抗争，承认无知和偏见才是最后的赢家？答案：当然不是。《金刚经》里曾提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佛教里，信徒们崇尚“无我”之最高精神境界，那也将是一个不受思维与“我”的限制的境界——见水非水，听声非声。我们如何从有到无，做到真正“无我”的境界呢？从研究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科学家已经分别针对启发法、确认偏误和社会压力，提出了应对的方法。
如上文所述，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要回答问题且没有多余时间思考，我们当下将会依赖“启发法”去应付。但是，这种经验法则常常可以通过简单的干预来破除。
我们来举个栗子：研究市场营销的学者约瑟夫·W·阿尔巴（Joseph W. Alba）和霍华德·马莫尔施泰因（Howard Marmorstein）做过一个实验，要求受试者考察两款相机的12项功能。其中A品牌只在4项功能上比B品牌优越，但这些功能都是决定相机品质的至关重要的功能，比如曝光精度。B品牌的推荐语则说，它在8项功能上更加优越，但那些都是次要的功能，比如配有肩带。参与者分成了两个组，一组对每项功能只有两秒的研究时间，另一组则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全部功能。
当受试者考察每项功能的时间只有两秒钟时，只有少数（17％）会选择那款高品质相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拥有次要功能较多的那款。但是，当受试者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直接比较两款相机时，超过2/3的人都选择了功能较少，但整体品质更高的那款。这个结果说明，在给出复杂证据时，如果想让对方从启发法切换到系统的思考模式，以做出更客观的整体评估，充裕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确认偏误常常可以通过改变立场来克服。前面提到的几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不仅考察了人们对死刑的态度，还研究了如何改变这些态度。他们先是指导一些学生制定了一个和死刑有关的假想决策，要求决策过程保持客观，并公正地衡量证据。但这个要求完全不起作用。他们要求另一些学生自己跟自己唱反调，要他们设想，如果关于死刑的研究驳斥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将做何评价。这时偏见一下子消失了。学生们不再用新的证据来维护他们既有的偏见了。
消解社会压力的一种手段是，先探明群体内部是否真的达成了一致。有时，群体中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反对错误观点，就能使其他成员敞开心扉。《科学美国人》曾在1955年刊登过一篇文章，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E·阿施（Solomon E. Asch）在文章中介绍了对从众心理的几项研究，他发现只要群体中有一个人和多数人意见不同，“共识”就会瓦解。同样，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那几项著名的服从研究中（在研究者的引导下，受试者相信自己正在电击心脏病患者，使其感到痛苦），只要群体中有成员不听命令，盲目的服从就会消失。
恐惧会加重从众的倾向。如果你想劝说别人减少碳排放，就需要先谨慎地考虑对方的情况：如果听众本来就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的，那么激发他们对黑暗未来的恐惧或许会很有效果，但如果听众本来就怀疑气候变化，这样的恐吓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以上几点摘抄，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克服那些阻挠客观科学思维的心理障碍。现下市面上有许多关于市面上有许多关于如何说服别人、提高社会影响力的书，回到以上的“思维捷径”，人们在对一门专业感兴趣而又不想花费大量心力和时间去钻研的时候，亦或是你融入某个集体的时候，而这个群体的信念又公然违背了科学证据，那么你大可以利用此类资料。但对科学家来说，他们必须用更加系统的方法搜集数据，找出在某些问题上与反科学思维对抗的有效策略。关键是要弄清楚，一个人为什么拒不接受确凿的证据，是因为对方使用了简单的启发式思维、存在确认偏误，还是有什么特定的社会动机？
未完待续，欢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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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暂告一段落，婊妹下回再来跟大家唠一唠别的。回见~
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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