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个南京的女士在甘肃岷县承包了几十个大棚，搞果蔬种植，并写了一篇帖子阐述了自己对“岷县妈妈乞讨团”的思考。说岷县有妈妈团在南京乞讨，很不受待见，甚至愤怒、谴责，认为这帮农村人懒惰成性，想不劳而获。而自己到了岷县才发现，情况并非一些南京人民所想的那样，所谓这些懒惰成性、想不劳而获的人，其实是起早贪黑，非常勤劳，“但他们一年的收入甚至不如我以前在南京上班一个月的工资高”。贫穷依然延续，很穷但是很忙，很忙却又很穷，简直是诅咒一样陷入恶性循环，实在令人痛心，也让人无奈。她认为主要是两条路没有通：一条是实实在在的交通之路，一条是当地人的思维之路。这大概是经过深刻体验的出来的结论，所以很有见地。
这是农村的穷忙人，对于城市的穷忙一族，也有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美国有一个畅销书作家Barbara Ehrenreich（中译名芭芭拉·埃伦赖希，或者芭芭拉·艾伦瑞克），曾经“卧底”女服务员等“穷忙族”调查研究，并写了一本书《我在底层的生活》。该该书英文版与2001年，而中译本据我所知最早的是2014年8月出版，译者林家瑄，出版公司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不过需要声明的是，对于译者我完全不知，出版公司我也是知之甚少。还有，本书我也没有看过，估计以我浅显的智商也未必看的懂。不过，根据2015年8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网《“穷忙族”为何越忙越穷？听听这位卧底社会学家怎么说》一文中，作者给了我们虽然不一定十分可靠，但却现成的结论：
一方面，房租对市场极度敏感，富人购房抬高房价后，穷人若不愿意长距离通勤，就只有支付昂贵的房租。但与此同时，最底层的工资却一直不见起色。雇主宁愿提供免费餐点、交通车和购物折扣，也不愿加薪，因为薪水不易降低，其他福利却可随时取消。在政府公共住房支出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底层生活的艰辛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为什么不见员工的反抗？艾伦瑞克的经历告诉我们，人越穷，行动力越有限。除了必须有车这些实际限制，换工作远比想象麻烦。用她的话说，“你往往不愿意拿已经认识的恶魔跟不认识的恶魔换”。不仅如此，由于底层劳工的信息不畅和雇主的刻意隐瞒，工资信息往往成为口耳相传的秘密。
尽管我没有看过这些著作，也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但若论“穷忙”我倒是很有些感触的，因为我是一个旁观者，更是一个参与者。但很多时候很忙却并不充实，很忙却似乎没有意义。然而其中一言难尽的辛酸苦悲，似乎又“不足为外人道也”。正如有人说，或许你只是假装很忙。虽然我情感上很不能接受，但不得不赞同其中的些许道理。恰似无头的苍蝇乱飞乱撞，越忙越乱。可能“穷忙”族的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坚韧的毅力，以及架起理想与现实桥梁的本领，只是堕落在贫穷世代遗传和教育只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这样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的怪胎里。除了拿着“安贫乐道”自我安慰以外，似乎别无良策，有人就幽默地自嘲，“穷人也要有骨气,比如我就倔强地不肯致富”。
鉴于尴尬的境遇，实在难以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简单重复的机械劳动和低质量的忙碌，从来都不会产生开拓创新的事业。而这又不仅关系到个别人和个别群体的利益，更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良性发展。
美国学者戴维·希普勒（David K. Shipler）也写过一本《穷忙》，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讲述了低收入人群尤其是黑人中低收入人群的故事。遗憾的是，在中国我还没有见到这类研究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成果，更没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或者纪实文学作品。类似的如《蚁族》、《蜗居》大概研究不够深入，当然也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或者至少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我希望有人最好是有机构或者集体，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等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深入、全面的研究，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很多方面的发展必然大有裨益，或许一不小心就成为了社会乃至人类的“大恩人”。正如上面的评论文章里写到的那样，“真实生活是最好的社会学数据，不要怕弄脏手，到生活中去做调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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