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达摩·悉达多：觉悟者

佛教大约在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出现的时候形成于印度，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3—前483）。

就像印度的其他许多圣人一样，乔达摩·悉达多离家别妻，作为苦行的智者云游四方。经过多年苦修，他仍然觉得自己对人生的根本问题蒙昧无知（avidya无明）。于是他决定放弃苦修，回归普通的沉思式的生活方式。过了一段时期，乔达摩终于有了一种新的教义。他终于找到了正道。他成了“佛”（觉悟者）。

在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精神生活仍然带着吠陀传统的特征，而《奥义书》已经在印度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佛陀的新学说与旧的吠陀文献和所有形式的仪式、法式都截然对立，而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说是对《奥义书》各部分的一种批判性校正。

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佛陀对思辨性的、宗教性的思想很不以为然，现代一些评论者因此把佛陀刻画为一个“经验论者”和“怀疑论者”，这当然有年代倒错的危险。那些或许可以认为是出自佛陀的文本，也并没有为后来对他的那种崇拜准备条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佛教刻画为某种“无神论”宗教，也就是一种没有系统化神学或有关神的学说的宗教，倒是正确的。

与《奥义书》的许多篇章一样，这个新教义的目的是个人解放或拯救。佛陀把这个目标描述为nirvana（涅槃）——这个术语在许多方面对应于其他传统中的moksha（解脱）这个术语。凡是想要经验到涅槃的人，都必须学会摆脱任何把他束缚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包括哲学和宗教学说。佛陀有一个绝妙的筏子之喻，用它来说明他的意思：一个人必须过一条危险的河。他收集树枝，将它们绑在一起造了一个坚实的、可将他载至对岸的筏子。当他安全过河之后，他对自己说：这个筏子实在是太好太有用了。我将用头顶着它，把它带走。这样，这个人就带着这个他不再用得着的筏子继续他的旅行。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这新的教义就像一个筏子。它的目的是过河，是到达涅槃，而不是一直带着它走。有关哲学之目的的类似例子，在哲学史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哲学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只是某种“珍藏”之物。

佛陀的学说既是难懂的，也是深刻的，以“四谛”为要义。

“苦谛”，也就是有关痛苦的真理：生是受苦；老是受苦；病是受苦；亡是受苦；悲哀、怨恨、痛苦、忧伤和绝望是痛苦；与不快乐的事情相联系是痛苦；与快乐的事情相分离是痛苦；得不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是痛苦——简言之，五种执着的总和都是痛苦。

“集谛”，也就是有关痛苦的根源的真理：这根源就是导致与贪欲相连的重生和再世的那种热望。它此时热衷于此处、彼时热衷于彼处，也就是追求感觉快乐；它还包括对存在和变动的热望，以及对于非存在（自我毁灭）的渴望。

“灭谛”，也就是有关痛苦的断灭的真理：它是对那渴望本身的完全断灭，放弃这种渴望、拒绝这种渴望，从这种渴望当中解救出来、分离开来。

“道谛”，也就是关于通往断灭痛苦之路的真理：那也就是“八正道”，亦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四谛说在阿瑟·叔本华那里获得了一种悲观主义的解释。西方哲学家中系统地关注东方智慧的，叔本华是第一人。叔本华就像佛陀一样把人生的苦难和生存的空虚作为出发点：弥漫着万物的，是一种愚蠢的、盲目的和无法餍足的生存需要。这就是我们的生存充满着焦虑和痛苦的原因。不满和痛苦是基本经验；欲望只是一种当对生命的永恒渴望暂时熄灭时所产生的一种幻觉。摆脱生命的苦难只能通过否定生命意志而获得。两人的解决方案处在同一个方向：佛陀希望平息追求或渴望，叔本华想要平息生命意志，从而不再有任何行动的动机。那种最后救赎的、一切欲望都鸦雀无声的、心灵宁静的状态，叔本华称之为涅槃。叔本华对四谛说的介绍可能过分悲观了；他这种诠释的有所澄清，可能并不及它的有所遮蔽。

叔本华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尼采赋予佛教以一副欧洲面孔。佛教的理想在尼采看来是把人与“善”和“恶”分离开来。这是佛教同痛苦斗争所做的主要贡献。在尼采的哲学中，佛教成为反对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的斗争中的盟友：“佛陀反对十字架。”叔本华和尼采对佛教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恰当的，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佛教中另一个有争议问题是自我学说。佛陀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世界必须被看作是过程，而不是事物或实体。因此，我们不能谈论一个永久的自我或“我”；自我不可能是一个心理实体，构成个人的基础。我们所经验到的仅仅是每一时刻构成我们人格的转瞬即逝、倏然而往的意识状态。

现代的评论者在这里看到了佛陀与像大卫·休谟这样的经验主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休谟对精神实体的观念做了类似的批评，但他并不了解佛陀。在19世纪末，尼采成为对实体性思维的类似批评的代言人。这令人惊讶地成为前现代的哲学和后现代的哲学的交汇处。

《薄伽梵歌》（上天之歌）是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今天它被看作是印度教——现代印度的主要宗教——的基本文献。《薄伽梵歌》的作者不详，它可能创作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文本的形式是阿朱那与其战车的御者克利须那之间的对话。在这对话中，克利须那现身为毗湿奴，也就是宇宙之主，是上帝本身。

对西方读者来说，《薄伽梵歌》提出了许多诠释方面的问题。在一百多页的篇幅中，它对印度的道德观和实在观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进行了考察。最基本的思想似乎是：恰当的见解为不受欲望和厌恶束缚的行动提供了基础。欲望和厌恶是人的真正敌人。阿朱那要追求的不是赢得权力和名声，而是要维持宇宙的正义秩序。要不要在其中出力，全靠个人自己：“尽己之责（dharma法），虽然无功，也胜于履行他人之责；宁为一己之责而死，他人之责危乎险哉。”这段话并没有表达任何普遍主义的责任伦理。种姓制度是宇宙秩序的不可瓦解部分。因此，个人的责任是受他所属的种姓决定的。

《薄伽梵歌》的中心内容是对解放所做的一种印度教诠释。它一再强调解放的前提是对人的行动的控制：“当一个人的全部事情既无动机也无欲望时——当他的功业焚毁于智慧之火时——智者们才称他为有学问者。”圣雄甘地在诠释《薄伽梵歌》时，着重强调必须焚毁于智慧之火中的就是暴力行动。甘地对《薄伽梵歌》的诠释，是把它当作一份对我们今天依然适用的指导生活的永恒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