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之中，除了那些名言警句之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风乎舞雩”的典了。其章在课文当中出现过，也因此被许多人所喜。
风乎舞雩，语出《论语·先进》：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其实就是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关于理想的问答。年纪最大的子路擅长治军，所以答要治理千乘之国的军队；冉有擅长理财，故而答自己可以让“方五六十”之地富足；公西华善与外交，同时年纪最小，所以也最谦虚，故答愿为小相，做一做宗庙、外交之类的事情；而曾皙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风乎舞雩，咏而归”，其实只能说是一种生活状态，和前面三者所谓的具体理想区别很大。
四人给出答案以后，孔子长叹：“吾与点矣！” 表现出对曾皙所答极大的激赏。
平心而论，喜欢这段的人，譬如我，总归还是喜欢其中的“出尘逸世”之感多一些。现代社会的桎梏越来越多，如庄子、陶渊明、王维等人的作品，总是比孔孟的“治世之道”更受欢迎的。故而在讲仁义道德的《论语》之中看到这样的言论，自会欣喜不已——看看，孔夫子也想着出世呢！
但最近读《孔子传》，却发现这样的理解也许并非孔子的本意。
孔子为什么会笑子路？原文已有回答，孔子不是说子路做不到治军，也并非说治军的理想太小，而是对子路大言不惭的态度不满。子路在孔子的弟子中年纪居长，孔子于其来说可谓亦师亦友，所以经常出言“不逊”，如《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可见一斑。
孔子与子路之间的交流一直都如此，《论语》之中，凡子路想问的问题，其实也是不理解孔子的“庸人”想问的问题，可以说，孔子的很多思想都是在“回怼”子路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但并不是说孔子就不认可子路。如果他真得不认可子路，子路何以随侍多年？孔子为鲁国司寇之后，又怎么会推荐子路去做季氏之宰？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也。
那么孔子究竟对出仕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他就真只想“风乎舞雩，咏而归”吗？
这点可以从孔子的生平来了解，他出身士族，在年轻时当过小官，三十岁开始设坛讲学，一直到五十岁方出仕，出仕不到四年便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人生的黄金时期都用来讲学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就不想出仕，他对出仕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在他五十岁之前，鲁国的阳货就曾经想要用他，但是被孔子拒绝了。 阳货是怎样的人呢？当时的社会分等级，天子（王）、诸侯、公卿、士，鲁国是诸侯国，但除了鲁国国君之外，又有三家重要的公卿，而阳货便是三家之一的季氏的家臣。阳货之所以笼络孔子，是因为孔子一直都有削弱权臣的言论，阳货密谋反叛季氏，孔子的理论正当其用。但孔子识破他的居心，不为所动。
后来，公山弗扰也想召孔子，孔子有些意动，终究还是没有去。但面对子路的发问，孔子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可见孔子是有切实的政治追求的，甚至可以不计到底是谁用他。
阳货之乱以后，鲁国的上层阶级有所体悟，于是孔子终于出仕，因为他没有帮助季氏的叛臣阳货，便得到了季氏的信任，一年的时间就成了鲁国的大司寇。而此时的孔子，终于露出他政治家的面孔出来了。
孔子的首要目标，便是“堕三都”。堕三都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说过，当时的鲁国，是由鲁国国君，即定公和三位公卿所把持，而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并不安分，各自有各自的私兵以及坚城，孔子要“堕三都”，换言之就是想要“削藩”。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当知，削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汉景帝削藩，发生了七国之乱，建文帝削藩，丢了自己的皇位，康熙削藩，吴三桂差点反清成功。以孔子之智，当知堕三都的难度，更何况，他是因为得季氏的信任方才走上大司寇之位，却反过来想要削弱季氏的权力。
后来，季孙氏和叔孙氏倒是履行了孔子的主张，因为他们也明白，他们可以分鲁国国君的权力，可他们的家臣自也会分割他们的权力，否则何来阳货之乱？但孟孙氏却不听，季叔两家自然觉得不公，对孔子也生出些不满出来了。最后，堕三都失败，孔子离开了鲁国，结束了政治生涯。
由此可见，孔子在政治上是有大愿的，但他也知道为政之难。故而，他在鲁国大红大紫的那段时间里，也没有让门下弟子尽皆出仕，像颜回、闵子骞这样的贤人依旧在治学。因为他知道，想要不带私心地贯彻理念，是很难长居其位的，所以他才对原思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他要弟子坚守原则，不为佞臣。
那么，如果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又该如何呢？
这时才有了曾皙的那句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说“吾与点矣”，实在是一片苦心，他不想门下的这些弟子们抱着一腔热血去撞个头破血流，郁郁而不得志。他是在说，即便从政不成，人生亦有其他的乐趣，不必走上消极的道路。而他也的确是这样来做的，他随师襄学琴，在齐国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这都是孔子艺术修养的体现。
所以，再重新回头看风乎舞雩，就会发现孔子并不是单纯地消极避世，似乎更接近范文正公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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