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水位》
把过大的声音调小，把细微的声音放大，把盒子里的光释放。
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
那些习惯性谎言，无论是人类本身还是社会机器大群体发出的，有时身为接受对象乃至于是发出者，都会在心底有一些隐隐的担忧和鄙薄，“难道我像个蠢货？”和“该不会他们真的期待我成为一个蠢货？”两种担忧和恼怒混淆，滋生出大片大片的愤怒。
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绵延不绝的土壤。
我们的传统观念里习惯于对各种问题的纠缠不清，我跟你谈法律，你和我谈人情，再谈信仰或者道德，所有的事情黏黏糊糊拉拉杂杂，似乎把问题“复杂化”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只要到最后说不清纠纠缠缠，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让所有人因为怕麻烦而闭嘴，把一切扔进记忆的深渊，然后等待着庞然大物的深海垃圾堵住我们未来航行的通道？
微博也许就是土壤最肥沃的地方，“你国”之声不断抛出，似乎只要站到垃圾旁边，就浑身不再散发臭味？
千万捂好自己的鼻子。
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如果对错好坏可以用天然的基因来判断，似乎是对个人行为的蔑视，似乎是在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决定，而我们不过是永远长不大的幼儿，乃至野兽，等待着一声令下的嘶吼和求生，忽略着其他的某种可能性。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在于他们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
有一段时间郭德纲的相声里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老包袱，你说我是愿意干还是愿意干还是愿意干？
有时好像只要最后看见了愿意的选项，看见了一只只举起来的胳膊，就相当于看见了无数明媚的笑脸和肯定的眼神，然而，往往是这样，即使在完成正确的决定时，往往“不信任”也成为民众的第一反应。
而我，唯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选举之前，没有了解任何候选人情况的十几分钟内，走到展板处仔仔细细读了一下他们的个人介绍，以期能保证这少而又少的清醒。
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有时也会夺走你的一切。
鸟儿栖在细嫩的枝头，并非完全依赖大树，而是相信自己的翅膀。
如果我们期待政府的一切，我们是必要背负政府可能的恐慌，如果期待我对国家的归属和创造力，才能期待政府的公平、理性的对话。
这一切如此简单，却又需要无数蒙昧的血泪和暴力的抗争才能最终定论，而这一切也恰恰增加了更多历史的趣味。
对于身处其中的人，只有无尽的叹息。
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就像美国的选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掌握着何种权利，候选人在之前的所有政绩，所以才会出现很多人屡屡仓皇的投票、认为自己的票不重要而义气“脱欧”的行为，似乎只要保持无知，就可以坦然面对？
确实如此，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就任前所经历的流程，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完成工作的主要程序，也许我们都在思考什么是政治参与，但是在政治参与之前，我们的政治“常识”在哪里？
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
坐在机舱里的人，想着有关于空洞渺茫的上层社会的思维模式，乃至是“何不食肉糜”，不知道大地上的人知道，而在大地上的人仰头看着这一切，知道了很多，不知道坐在机舱里的人不知道我们知道。
比以前更可怕的是，各种渠道越发便利让我们无限接近，无限危险。
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每个酒桌上与官员喝酒的地产经纪不过是好员工，每个楼房外挡住群众的保安不过是尽忠职守，每个人不过是在自己的生活里耕耘，更大更广阔的阴影挡住了我们的天空，看不见这一切，看不见更大的更宏观的可能，把恶龙的尾巴当成一根绳子，随时走在刀锋边缘。
我们有多无辜，就有多无知，甚至，我们不能确定那些无知是真正的，亦或是，故意为之？
我向来不愿意轻易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不道德，这个解释过于轻松——因为过于轻松，所以可疑。
即使刘瑜支撑了我的高三和我的现在，即使她始终是我的金句女王，她仍旧没有让我迷信，她让人信任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她始终坚持怀疑，所以不要轻易相信。
只要坚持不相信，反而成就了最大的信仰。
只要逻辑过于简单，那么也许，就值得思考这一切有没有区别。
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
道理的意义。到了这句最喜欢的话，反而觉得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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