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不喜欢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冗长拗口的外国人名，再加上要背诵年代、事迹，更是甚为头疼。所以更加喜欢中国历史书籍，而西方世界的各种神话传说也觉得神灵众多，管辖方向那么细，也觉得好费解、难记。《神祗、陵墓与学者》买回来看还是因为偶尔看到有人推荐这本书，加上欧洲卢浮宫走马观花转了一圈，突然对世界历史有了点兴趣。果然这本书是一个对于考古学、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好的契入点，作者策拉姆的妙笔更是以讲故事的角度简述整个考古历史，他并没有从时间顺序、逻辑角度、专业上着重笔墨，更多的顺从故事性，从四大文明各自的考古重大发现着手，描述了一个个生动的考古人物的个人经历。
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每一个重大发现者，都是有着坚定地信念，执着的内心，打破传统的气魄，和胆大心细的聪明才智，他们寻找湮没的文明。最令我佩服的是海因里希•施里曼，他在六岁多看到《荷马史诗》中的故事，就认为特洛伊一定是存在着，并留下了一个要去寻找它的梦想的种子，14岁开始当学徒工，慢慢靠自己的努力经商致富，这一切都是为了当初的梦想，当他确认他已经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时，毫不犹豫就放弃了他的商业发展，把全部财产投入到寻找特洛伊的梦想中去。经历四十多年终于在46岁如愿以偿。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像施里曼一样，坚定自己的梦想，我想他们并不是有多么幸运，而是他们卯足干劲，义无反顾，迸发出许多可贵的能量。
书的末尾第五部叫：尚未写就之书，卷首语：“我们作为人类想要学会谦逊的话，暂不必将目光投入星光璀璨的天空。只需回眸望向那些几千年之前已先于我们存在而又在我们眼前消逝的文明世界”，确实仰望着浩如烟海的人类文明史，愈发觉得人类的渺小，也越发觉得生命的短暂和珍贵！
书中喜欢的文字摘录如下：
今天，我们打开一本附有古典时期文物图片的艺术史著作时，倘若稍加思考，必然会感到震惊。这些书的作者似乎轻而易举就可以非常准确地在图片下方注释出文字说明。这一尊头像是奥古斯都，是一个农民在平原上发现的。这座骑士雕像是马克·奥勒留，这是银行家卢修斯·凯基利利乌斯·尤昆杜斯。或者还会介绍更多，更详细：这是普拉克西特列斯的《杀蜥蜴的阿波罗》，这是波留克列特斯的《亚马逊族女战士》；或者标写着《宙斯拐走沉睡的少女》多利斯未作签名的花瓶内饰画。
我们当中有谁会绞尽脑汁，苦苦思索，这些注释者从哪儿获得的这些知识，这些艺术品既没有创作者的亲笔签名，也没有雕刻对象的署名，又缘何肯定这些说法就是正确的？
我们漫步于博物馆，看着那些泛黄的、浸淫了数百年的莎草纸文卷，观赏那些残缺不全的花瓶、一段段的浮雕、刻满奇特雕像和符号的圆柱，看那些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我们知道，有人能够像我们读书看报一样读懂这些符号。可是，在欧洲北部尚属蛮夷之地时，就已经没有人再书写这些文字，使用这些语言了。我们解释得了，破解这些文字和语言背后的奥秘需要有多么强的洞察力吗？我们思考过，究竟能否赋予这些早已弃用了的符号某种意义吗？
我们翻阅历史学家的著作，浏览古老民族的历史，虽然他们兴起于遥远的土地，并且在远古时代业已没落，但我们身上仍然抹不去他们的影子，他们时时呈现在只言片语、风俗习惯和文化作品中。我们
寻觅他们的历史踪迹，听到的不是传说，也不是童话，而是数字和数据，我们知晓国王的名字，熟谙他们如何作战，如何治国，如何生活，如何祭神。我们得悉他们的崛起和覆灭，可以把时间确定到哪年、哪一月、哪一天。然而这一切发生时，我们尚未开始用公元纪年，因为当时还没有诞生历法。
那么这些知识从何而来，又如何断定这些些历史年表既属实又准确呢？
我们想要讲述考古学的成长，记叙它的发展过程，而不打算进行任何事先铺垫。在我们描绘的过展过程，上述大部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数百万块方石理应保护国王的遗体；封死的通道，建筑上的种种迷惑措施照道理应当能使那些想靠无耻盗墓行为致富的人退避三舍。因为财富藏在墓室中，令人无法想象的财富。国王就算是死去了还是国王—这样“卡”（灵魂）才会进入木乃伊中，在另一个世界中带来新的生命，因此国王需要首饰、各种奢侈的用品、生前习惯使用的器具，还有熟悉的由黄金或者其他贵金属制成的装饰有天青石、宝石和水晶的武器。金字塔真的能够保护吗？事后证明，金字塔的宏伟并不能吓走那些盗墓的恶棍，而是在呼唤他们。石块要隐藏东西，但金字塔的宏伟却恰恰在明明白白地大声招呼：我们这儿藏着不少好东西！因而盗墓贼从最久远的时代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过盗墓活动。他们可谓诡计多端，坚持不懈，胆大妄为。
“如今自命不凡的人类，若想知道自己的渺小，无需仰视深邃无垠的苍穹，只要检视几千年前就存在过、繁荣过，并且已湮没了的古代文明就足够了。”
“专家”对成功的“外行”充满不信任，实质上是庸人对天才的怀疑。生活有保障者总会瞧不起那些游荡不安、把“事业归入虚无的人”。这种鄙视是不公平的。
只要我们随意回顾一下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就不难了解，无数伟大的发现都是由那些“半瓶子醋”、“外行”，甚至是“自学成才者”，成就的，因为这些人会执著于某个想法，他们感受不到专业教育带来的束缚，也没有专家们的自以为是和闭目塞听，所以能够越过迂腐的传统设置的重重障碍。
17世纪德国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奥托·冯·居里克原本是个律师。德尼·帕潘曾是名医生。制皂工人的儿子本杰明．富兰克林没有上过—天中学，更不用说接受大学教首的，但是后来不仅成为一名活跃的政治家（或许正是教育程度低成就了他政治生涯的辉煌），而且还是著名的学者。生物电的发现者伽伐尼本人是医生，正如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在《电化学的历史》—书中所说，伽伐尼认为这个发现恰恰归功于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有所欠缺。约瑟夫.冯·夫琅和费在光谱研究方面著述有杰出的论文，但在4岁以前却是个文盲不会读写。最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之一迈克尔.法拉第是马掌匠的儿子，职业生涯始于装订工人。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者尤利乌斯.罗伯特·迈尔是名医生。赫尔曼·冯·亥姆霍兹也是医生，26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内容同样关于能量守恒。乔治一路易勒克莱尔·布担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却属于地质学领域。第一部电报机的设计者是解剖学教授托马斯·索默林。塞缪尔.莫尔斯和路易.
盖尔都是画家，前者创建了最早的电报码，后者发明了摄影术。费迪南德·冯·齐柏林伯爵、汉斯·格罗斯和奥古斯特·冯·帕塞瓦尔制造了第一艘可以控制的飞艇，他们都是军官，对技术一窍不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倘若将这些人及其影响从科学史中剥离开去那么整座科学大厦也会随之坍塌。然而他们在各自的时代也不得不承受种种讥讽和嘲笑。
我们得重温一下教会在16世纪初期的意义。科尔特斯进军墨西哥的那一年，马丁路德（只不过是个叛逆的修道士，发表了几篇具有煽动性的文章，哥白尼还没有公开他的新宇宙观，伟大的怀疑者伽利略.伽利莱和乔尔丹诺.布鲁诺还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教堂之外没有艺术，科学和生活也无处不弥漫着宗教的气息。当时欧洲人的世界观是纯粹的基督教信仰。这是一种封闭的世界观，它坚信基督教的正确性、永恒性和救赎力量，这样的土壤必然会孕育出不宽容的恶之花。这就意味着，所有非基督教的东西都是异教的，一切不属于这种世界观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野蛮的。
这一基本观念彻底阻碍了16世纪欧洲人对异质文明的认同，虽然它们的发达程度并不逊色于欧洲文明，但是在欧洲人眼中，不同于自身的、有悖于基督教世界观的文明都属于劣等的或者低级的文明。尽管墨西哥的征服者在那里看到很多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都表明这是一个等级分明、高度发展的社会；尽管他们认识到，当地的教育体系
已相当完善；尽管他们中有人发现，阿兹特克的祭司在天文学方面造诣极高，但这一切都未能动摇他们这种狭隘的观念。
至于阿兹特克人创造出的那些纯粹的文明进步，如城市规划、交通和户籍制度、恢弘的世俗建筑和宗教建筑等，更难以令西班牙人对这种偏见产生怀疑，他们认定面前的土著人属于蛮夷民族，必须要用基督教加以驯化。在他们看来，遍布潟湖、堤坝、街道和浮动花岛的富饶的墨西哥城中，一切都是魔鬼施下的障眼法。后来亚历山大冯·洪堡来到墨西哥的时候，还见过这些漂浮在水面上的花岛，实际上那是当地人用香蒲编扎而成的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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