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语文学习》2016年4月号
【摘 要】
常惠是《苏武传》中一个矛盾的存在：八次出场却无关紧要。本文试图分析班固这样行文的表层和深层作用。常惠的表层作用是作为次要人物衬托苏武形象。其深层作用有三：使团无名英雄的代表；苏武事业和精神的传承者；汉朝无数代西域英雄中的重要一环。班固这样行文与《汉书》的国史色彩以及其本人的正统观念密不可分。
【关键词】常惠 无名英雄 精神传承 正统观念
《苏武传》是《汉书》中的名篇，也是语文教材中的核心篇目，其中的重要人物苏武、李陵、卫律、甚至副使张胜都被反复论述。可是我们常常忽视文中另一位有名有姓、多次出场的人物——常惠。
常惠在《苏武传》中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他出场次数很多，共有八次，这一点甚至超过了李陵和张胜；另一方面，他的存在感又很差，除了最后一场“密报汉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外，其余的几次出场都是标准的“酱油男”。素来以文字精练、典雅著称的班固，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毫无存在感的人物多次出场呢？
答案在常惠的后半生。翻开《汉书》我们会发现，常惠是一个大人物，他随苏武回国后开始了自己精彩的外交人生。汉宣帝继位后，匈奴与汉的关系又趋紧张。为了联合西邻诸国一道抗击强敌，宣帝命悉知匈奴的常惠为校尉，持节出使西域乌孙国。在他的努力下，乌孙国与汉室结成军事联盟，合击匈奴，大获全胜。后来常惠又代苏武任典属国，成为当时汉帝国对外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常惠不应该是一个被忽略的人物，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功业，更因为他在《苏武传》起着很多被我们忽略的重要作用。
常惠比较明显的作用是作为次要人物从侧面表现苏武形象。
《苏武传》一文章法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次要人物刻画苏武形象。张胜的自私贪功、胆小怯弱，卫律的阴险狡诈、阴谋迭出，李陵的矛盾痛苦、游移不定，都从各自的侧面映衬、塑造了苏武的光辉形象。常惠也起到了同样作用。
第一，苏武在卫律面前自杀不成，“惠等哭，舆归营。”男儿有泪不轻弹，常惠的哭当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被苏武的刚烈之气感染。这一细节描写从侧面展现了苏武自杀一幕的惊心动魄、壮怀激烈。苏武的坚贞刚烈之气深深感染了包括常惠在内的使团成员，他们中有人能够和苏武一样坚持十九年，这壮烈的一幕功不可没。
第二，匈奴将苏武流放北海，却“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这是要将苏武置于最可怕的“孤独之境”。对于一个人而言，肉体折磨、物质匮乏、环境恶劣都可以克服，但是孤独的折磨却可能让人崩溃。这一细节的存在就是为了强化苏武处境的艰难，从而突出其坚韧和忠诚。
如果将《苏武传》看成一篇单独的文章，那常惠的作用也就止于此。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看成《汉书》的有机部分，将常惠形象放置在班固创作《汉书》的历史大背景下关照，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常惠是苏武使团中无名英雄的代表。
班固的《汉书》记录了西汉一朝的历史，他试图在历史的叙述过程中总结出帝国变迁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汉书》全书贯穿了一个宏大而严肃的主题：帝国的崛起、病变、中兴和衰毁。武帝晚期对外穷兵黩武、对内苛政横行，这使汉帝国遭遇了空前危机，是为帝国的病变期；而汉王朝的生命力并没有就此丧失，在霍光与汉宣帝的带领下，帝国很快又走向中兴，是为帝国的中兴期。苏武故事发生恰恰发生在这两个阶段之间，他的人生轨迹和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出使和被囚发生在武帝晚期；他白头回乡和晚年荣宠则发生在昭宣时期。更重要的是，尽管苏武家族在武帝晚期的遭遇那样悲惨，但是这并没有降低汉帝国和汉家文化对苏武的吸引力。苏武持节牧羊十九年却初心不改，这恰恰说明了汉帝国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这也是后来苏武名列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的主要原因。
但是只有苏武一个人的例子，说服力未免单薄，于是班固把视线投向了使团中其它无名英雄，他们的存在正好和苏武形成一组群像，更加有力地、丰满地说明了帝国的勃勃生机，而常惠正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出于这个目的，班固在文章的中不动神色却又颇有深意地写下这句话：“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
这些人也都是和苏武一样坚贞忠诚的英雄。如果说苏武在北海受的是饥寒困顿、罕见人烟之苦，那么常惠等人则可能经历的是牢狱囚笞、苦役繁重以及奴役折辱、丧失自由之苦，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十九年的折磨。他们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他们的坚持同样感天动地。只可惜他们中除了常惠，谁也没有留下名字，于是常惠就成了他们的代表。班固一次次强调常惠在场，其实就是一次次强化这些无名英雄的存在。如果我们将苏武看成合唱团中星光夺目的领唱，那么常惠等人就是乐团和伴唱，他们和苏武共同演出了激荡历史、震撼人心的“英雄进行曲”。
其次，常惠是苏武事业和精神传承者。
班固让常惠多次出场有一个直接原因：常惠是苏武的继任者。苏武回国后担任典属国，他年老后这个职务由常惠接任。两人共同被囚匈奴十九年，又前后相继担任汉朝掌管外交事务的主官，二人深厚的缘分自然会引发班固的联想。常惠与苏武一同被困匈奴十九年，使他对匈奴情况了如指掌，更锤炼出他坚强的意志和对汉家文化的无比忠诚，常惠后来在乌孙建立赫赫功业，根基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常惠是苏武事业的继承人，更是其精神的传承和光大者。班固让常惠在《苏武传》中一次次出场就是在强调二人之间的这种渊源。
第三，常惠是汉朝一代代西域英雄中的重要一环。
结合班固的生平，我们将联想进一步延伸。汉匈关系贯穿汉朝（西汉和东汉）始终，其间写满了一代代汉朝外交家的忠诚、智慧和勇气。张骞被困匈奴十载，打通西域；苏武牧羊北海十九年，白首回乡；常惠六出西域，五至乌孙……在汉家几代英雄的努力下，汉朝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但是西汉晚年的混乱政治特别是王莽篡权，让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力大大下降，匈奴势力再次崛起。于是东汉前期，汉朝又一批西域英雄崛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班固的弟弟定远侯班超，他三十六骑定西域的故事成为永远的传奇。班固本人也参加了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征匈奴的战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大破匈奴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不知班固早年在洛阳兰台撰写《苏武传》时会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沿着苏武、常惠的脚印建功于西域。但当他意气风发站在燕然山巅时，他的脑海中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串名字：博望侯张骞、麒麟阁功臣苏武、壮武侯常惠、定远侯班超……汉朝一代代西域英雄的血脉传承不绝，建奇功于绝域，扬大汉之国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班固一次次强调常惠在场，意在强调他和苏武之间密切的关系，通过这种传承凸显汉王朝的光荣伟大。这和《汉书》的国史色彩以及班固本人的正统观念是紧密相关。班固年轻时修撰《汉书》被人告发，以“私改作国史”的罪名下狱。但明帝读到他的书稿后非常欣赏，任命其为兰台令史继续完成这部书。《汉书》从此就具有了国史性质，而明帝的恩遇也使班固本人著述时有了“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典引》）的心态。《苏武传》正是这种心态的产物，而常惠看似矛盾的出场或许也正是这种心态的曲折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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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3］ [endif]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司马迁和班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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