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瑶夕
敬请期待新作哦。
我以前一直认为写作不应被冠以规则——无论是它是在被创作还是在被评论，所以，那时候我对村上式的写作模式格外抵触，觉得一个写作者需要硬性的标准来累积自己的文字其实是在间接地承认江郎才尽。我热衷于遵循内心和捕捉灵感，然后一气呵成，接着等待在时间的浇灌下作品自己慢慢生长——虽然这导致产量寥寥，虽然这使得每一次写作都显得像一种痛苦的挣扎，虽然我在写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会跌入茫然、怀疑、害怕的困境。
好吧，现在——在出现了长达四个月的创作空挡的时候（《等春来》其实是旧作了，我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一番而已）——我承认，写作依靠灵感启动，不过仍需毅力与训练支撑。《贝壳里的海》便是那段“失语”期的句号，而对我来说，这篇小说的篇幅又略长，以至于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枯竭过后的喷薄（那貌似是旧模式）还是传达着天不亡我的讯号的恩典（倘若如此，我确实应该有所改变）。
一如既往，这是一个有些暗黑的故事，关于一个小女孩在被至亲审判为疯子而这审判又被众人接纳之后的不合时宜的心知肚明与细思极恐的无能为力——和一些与“疯子”有关的故事一样，它也有“挖掘真相”这样一条线作为引子，不过我并非想探讨由此牵连的家庭问题或者人性问题，对秘密的维护、对“疯”的定义以及在触碰到所谓“真实”后人的反应与态度才是我试图了解的。
起初，你在巷子口无忧无虑地玩耍，无意间获悉了某些秘密，小心翼翼、紧张兮兮地举着木剑，向邪恶示威，转过身，却发现那些灌输正义的观念给你的人正堵着你的出路——实际上他们没有那么在意正义，更有甚者，本来就是邪恶的同谋。你维护秘密，那你就是同化，最终畸化；你刺破秘密，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哪怕九死一生，也难免遍体鳞伤——秘密从来都不会轻飘飘地飞到日光下，就算飞出去了，也是因为破罐子破摔，继续隐瞒的代价更大，远远不是理想状态下的握手言和。更何况，很多秘密其实无伤大雅，也不会妨碍到别人，某些英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病变成了个人主义。这很矛盾，因此很有魅力。秘密如海，在贝壳里回响。“贝壳”很小，里面却藏着这样的一面“海”——我们柔软的心，承载了如此之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论题，以后写的小说应该也会触及。
《贝壳里的海》里的“我”，有愤激，有冲动，有无力，有退缩，于是“我”的“黑化”（我不太喜欢这个表现力单薄的词汇，不过姑且取用它通俗易懂的优点吧）似乎有点难以理解与接受。我可以预想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可能提出诸如此类的异议：“我”为什么不求救？“我”为什么明明知晓一切却安然地待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这部分读者因而不由分说地给“我”打上“矫情”“懦弱”“自作自受”的标签。换做我，我也会这样去质疑——可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知而不言、言而不行、自暴自弃的窝囊角色，越来越懒于去共情、去代入、去寻找现实的逻辑？譬如说，你有一户邻居，你见到的主人和你一样正常，甚至享有声誉，而他的孩子是众人口中的疯子，你会相信谁？以及，就算你选择相信那个勇敢地说出足以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实的可怜的孩子，你怎么说服别人？你如何重新界定“疯”的表现？这时，不必用正义武装现实的窘迫，也不必高高在上地使用辩证观——真实，或许会轻而易举地使你碎裂。
小说文本还呈现奇妙之处：如果你选择相信“我”不是疯子，那么通过“我”的叙述，你会感受到“我”的悲惨与无奈，感受到家庭甚至世界的压迫与窒息；一旦你确定“我”就是疯子，“我”所说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么在你的理解里，小说又会增加了一层惊悚、荒诞、虚无的滤镜——而这是我在写完之后才察觉到的，仿佛故事自觉地撑起了我的探寻，增强了主题的表现力。
最近我在集中整理与修改自己这些年写过的短篇，发现居然没有一个内核显得非常愉悦的故事：我觉得世界似乎没有那么糟糕，尚且值得眷恋，可是我笔下的人物对它失望透顶。
主题大致是：
梦想在现实面前的崩坏（如《我曾认识一只狐狸》）
情感的缺失（原生阴影大多是罪魁祸首）所致的漂泊（如《流徙》）
孤独感（如《末日》）
爱情的虚妄（如《湖泊》）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与思考——仔细想想，我的原生家庭并没有非常致郁，我也没有体验过爱情，我早已接受了梦想未必能够实现的理论，况且，我在写作一个故事前会有漫长的情绪的蛰伏与思考的流动，如果一定要写，我切身经历的友情、人与人的相处等貌似更加值得落笔，然而那一闪而过的灵感总是会不偏不倚地砸向那些灰暗而荒芜的地带。譬如，我写《送岸》的时候，原本想以我和哥哥的故事为底本，写成有关亲情的温暖篇章，结果……我这个掌舵者莫名其妙地在某段航程突然沉睡过去，醒来才察觉航船已经驶入一个与预期截然不同的地带，这里迷雾缭绕，时常有鬼魂出没。
那么是我潜意识里的悲观在作祟吗？我的生活经验好像不怎么会融入我的虚构。
以后要多写些暖心的故事，作为试验。
202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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