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继先秦之后的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是著名的乱世，那个时候民族分裂，兵戈四起，政局动荡，天灾盛行。现实生活中充满着苦难，造就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必须承担着巨大的痛苦。
然而，就像春秋战国的动荡不安造就了“百家争鸣”一样，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解放、提出问题多、收获颇丰的时代，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诸家重新被解放出来，思想之活跃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流传下来的文献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人尤其是士人们思想的天马行空和个性上的特立独行，仿佛与身处的政治环境无关。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举止加上他们超群绝伦的文学才华，塑造了时人甚至后世都十分向往的“竹林七贤”，成就了后世所盛誉的“魏晋风度”。
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他的忧愤无端、慷慨任气、放诞任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撇。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涉及到阮籍的条目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的纵情背礼的特点。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遭母葬，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辣何曾亦在坐，日“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日：“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瞰不辍，神色自若。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辈设也?”
丧父丧母在古代是大事，阮籍却违背礼教，于母丧期间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何曾要求将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叔嫂之间本来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阮籍却为嫂子送别。然而，作为曹魏的臣子，何曾一心依附司马氏集团，助其篡夺？看透了政治场残酷的他，又有多少心思去研究为官之道，以谋名位？实质上不能成为司马氏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跳出政治圈子的他，又有何“风教”可论？所以鄙弃名教，任诞放纵的姿态，反倒成了不与之合流的一种表达方式。自我的力量毕竟是太微小了，不管你是不是名人。这是一种无言的抵抗，更是面对强大势力的一种妥协，这种抵抗显然是无力的，是经过深思后无奈的抉择。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日：“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在酒的世界里,人可以到达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可以让灵魂以自由的姿态恣肆飞扬。阮籍自少有“洒痴”的称号，被迫出仕之后，他既不能像山涛那样心安理得的随波逐流，为司马氏效命，也无法做到如嵇康一般弹着《广陵散》慷慨赴死。《晋书·阮籍传》中说“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无论什么时候，夹在中间的人是最难的，处在中间的思想也是最痛苦的。生与死的抉择，全身与保节的冲突使他长陷于痛苦而不能自拔，只能带着哀怨和忧愤与这个社会纠缠。“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个时代的文人不约而同的都与酒结下了缘分，阮籍也一样，洒是阮籍借以麻醉苦闷心灵的灵药，酒是阮籍挣扎着保持内心最后一点节操和自由的寄托。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不敢想象在那样的时代，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喝酒的男子醉了就靠着一个已婚的妇女睡觉。没有一个人是不注重自己在外的或者是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的，显然对于这件事阮籍毫不遮掩，反而以一副假装不知的姿态展示自己的放荡不羁。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无奈的愁苦，生活的这个时代不是自己喜欢的，但是又不能表现得太突出，以免引起统治者的不满而招来杀身之祸。他想要保身，又不甘就这样的苟且下去，所以，他只能折中的选择不漏声色，只能借外物来隐晦地表现不满，以此来消解满腹无法排遣的牢骚。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日：“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丧母是大事，这个古今都一样。如果我们从阮籍在母丧期间醉酒，看出这是他对母亲的不孝，那我们就狭隘了。要看一个人，不能看局部，深入来说，更不能看表面。要理解阮籍，我们要从表象探究实质。“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在丧礼这样人众宏达的场面中，如果有什么表现，当然其影响力就会更大。既对现实不满，又对政权可怕的阮籍夹在两者之间，其痛苦可想而知。所以他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去表现自己的心情和立场。这是他的聪慧之处，也是他的可悲之处。
《晋书·阮籍转》中有言：“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只能选择妥协的和统治者同流而终，或者无所畏惧的和当权者决裂。显然，这样的阮籍他是没有选择的，他无路可走。虽然在生活中他为自己找寻了一条折中之路，既不和统治阶级合作，又不和当权者决裂；既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又时刻想着维护自己的安全。他不热爱他的生活，但是他热爱自己的生命。而生活和生命是一体的，无法分割，选择生命就意味着必须选择生活。这就是阮籍的痛苦所在，是导致他纵情背礼的根由。《咏怀》第三十三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所感受到的悲哀都源于那个时代，一直感觉“终身履薄冰”的他只能在无尽的漫漫长日里“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表面看来，这样的阮籍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阮籍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既然在阮籍看来，既定的传统、功业、信仰不怎么可靠，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如何才能把握住这自己深爱着的短促的生命，就显得尤其重要。可是这种对生命的追求又受到阮籍从小接收到的儒家文化的制约，于是两种思想，两种道路选择在阮籍的脑海里战的不可开交。到最后他发现，自己不能单独地去选择任何一种，他只能选择折其中而用之，为自己另辟一路。
由此不难发现，我们所能看到的阮籍是一个矛盾体。有选择，他却没得选。有两条路可以走，他却不能向前迈出一步。夹在中间缝隙的他无比痛苦，最后只能向现实妥协，取生活（厌恶）和生命（热爱）的各一部分，去给自己搭建一条新路。这是追求，也是放弃，但是最能让我们感动的是，他在这里所表现的他的生命意识——在自己生活的厌恶的世界里对自己热爱的生命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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