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25天《巨乘马 第六十八》

《管子》学习第225天《巨乘马 第六十八》

原文阅读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杌稷，百日不杌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十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策乘马之数求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桓公曰：“何谓策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字词注释

[1]乘马：运算。谓经济谋划。乘，计算。马，同“码”。筹码。

[2]一农之量：一个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的数量。壤：耕种。

[3]日至：冬至。阳冻：地面的冰冻。释：融化。下文的“阴冻”即地下的冰冻。

[4]杌（wù）稷：播种。杌，树。

[5]扶台：为训练习水能游的水军而修筑的高台。

[6]五衢：五方，泛指众多。

[7]阻弃之地：指荒弃不耕的土地。

[8]繇：通“徭”。徭役。

[9]苗：谷物之实。

[10]衡：官吏。齐国掌管税收的官吏。藉：通“籍”。原义为赋税，此用为动词，收税。

[11]十伍：十分之五，即一半。

[12]君已籍九：指农民正常十分之五的赋税外，加上前言衡之所籍，共达十分之九。

[13]有衡求币：税官要求用货币交税。即要求农民卖粮完税，则农民又受到商人的盘剥。有，同“又”。

[14]策：计算，筹谋。

[15]王者：称王的人，成就王业的人。

[16]简：轻视，看轻。

[17]纤微：此指纺织。

[18]高下之策：指国家操纵物价高低涨落的理财政策。

[19]不得不然之理也：按，本段都是管仲进一步的阐释。

[20]虞国：即下文的“有虞”，即舜所统治的国家。

[21]策：君主对下发布的命令文件。此指发给农民的通告。

[22]率：大致，大概。

[23]登：丰收。

[24]重：重量，这里引申为价格。分：一半。

[25]廪：收藏，储藏。州、里：均为古代地方行政单位。

[26]再：意同“称”“举”，即升高的意思。

[27]里、邑：均为古代地方行政单位。

[28]奉：进贡，上交。器械：此指兵器和各种用具。

[29]准：折算，抵偿。

[30]櫎（kòu）：字与“榷”意思相近，政府规定的价值。

[31]一切：权且，暂定。什九：十分之九。

[32]还谷：指用粮食偿还当初国家发放的种粮的钱款。应谷：指用粮食代替货币购买以备公用的兵器用具。

[33]资：供给，供应。

[34]籍：征收赋税。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齐桓公说：“为什么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数量是一百亩，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播种，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播种，因此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您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您到春天过完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二十五天春耕的时机，那么国内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服徭役，百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十人，千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百人，万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已失去了春耕的二十五日，而还要继续征发夏季的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没了收成，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徭役，这就叫粮食土地不断丧失。已经耽误了种粮食的农时，您掌管税收的官吏又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的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您收税已经收走了九成。官吏收税还要求用货币交纳，这些便是盗贼暴乱发生的缘由，刑罚罪责众多的原因。如果接着用暴力镇压，就要发生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要追求穷尽。那些成就帝王大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因此五谷能丰收。五谷丰收，士人就会轻视爵禄，民众也会轻视国家奖赏。那些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农民不论寒暑全年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使百姓心生怨恨，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国家控制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齐桓公说：“这要怎么做呢？”管仲说：“虞国真正懂得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齐桓公说：“什么是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田百亩的农民们，给他们下策令：‘这大约二十七天是你们自己进行春耕的时间，国家用钱来资助你们。’到了收获的季节五谷丰收，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资助你们的钱财都要折成粮食送交州、里的官府储藏。’国内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内粮食的价格就会提高十倍。再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足额的兵器和各种用具。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算成现钱来购买。’国内粮食价格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用粮食偿还当初国家发放的种粮的钱款，再用粮食折算货币购买以备公用的兵器用具，国家的器物都能得到供给，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赋税。这就是虞国经济运算筹划的做法。”

核心内容解读

        篇名中的“乘马”，即“乘码”，运算之义。“巨”字之义，观篇章内容，当与“巨万”的“巨”相同，“巨万”即万万，“巨乘马”即获得万倍千倍之利的意思。有些版本中为“臣乘马”，认为“臣”，或作“巨”，或作“匡”，当有误。何如璋云：“‘巨’字无义，后人乃改为 ‘臣’。按 ‘臣’亦费解，当是 ‘’（即策）之误。本文有 ‘策乘马之数求尽’句可证。”“策乘马”指经济筹划的策略。

        本篇围绕经济筹划的策略，即国家控制物价高低的“高下之策”展开论述。先论政令失宜，民失农时，君藉无止，造成“谷地数亡”，动乱纷起。然后提出“策乘马”的方法是在“王者不夺民时”的基础上，运用“高下之策”使农夫“力归于上”、女工“织归于府”。最后说明“高下之策”的具体做法：国家春时以货币向百姓发放贷款；秋后谷价下跌，“以币准谷”收回贷款藏于仓库；待谷价上涨，再“以谷准币”购入器械；从而使国家“谷器皆资，无藉于民”。文章认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向民众征赋税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那些能够垂范千古的著作称为经。正是这些经典之作，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其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能经受时间的风雨，历久而弥新。

        除了代表周代文化元典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存在着经，比如医学中的《黄帝内经》、数学中的《九章算术》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经，这就是轻重之术，其核心经典保存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轻重十六篇之中。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具有现代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梁启超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评论说：“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即亚当·斯密——笔者注）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管子》学习进入到了“轻重篇”。这些文章重点论述了国家治理中的经济制度政策，重视以商业治国，其理论中又吸收了法家和儒家、道家的东西，在先秦诸子思想中有独特的价值。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中的中国古典经济学（一）

        20世纪的人类经济思想史贯穿一条主线，即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论争。《管子》轻重十六篇提倡一种国家参与市场、主导市场的经济体制，这与现代西方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迥异。

        《管子》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节制资本，防止不受约束的商业阶层破坏社会整体的平衡。

一、市场之道

中国本土的学术语言能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经济思想轻重术，遵循无为的自然大道，使民自循、自试（使）、自至。

《经言》中的《形势第二》专讲经世济民的规律，上面说“上无事而民自试”“召远者使无为焉”。《形势解第六十四》对这两句话做了详尽的解释：“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意思是说，英明君主治理天下，使人们安定而无所干扰，使人们安闲而无所劳累。不干扰，人民会自动守法；不劳累，人民会自动工作。所以：“上无事而民自试。”“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人民，有利则来，有害则去。人民趋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所以，要招来民众，先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而民自至。如对他们有害，虽招而不来。所以：“召远者使无为焉。”

      上述“富国安民”的基本原则在司马迁看到的《乘马》《九府》《轻重》三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乘马第五》区分了“无为”的帝、王、霸三个不同层次，上面说：“无为者帝，为面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揆度第七十八》谈到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时，从储备、调节（夺予）和自使三方面递进说明的。

《轻重己》开篇就指出道法天地、因时制事的重要性。上面说：“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作为黄老思想的重要经典，《管子》中富国安民的无为之道同《老子》相通，只不过《老子》一书的记述更为精练，更加哲理化。

《老子·第三十七章》：“道恒无为，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为。”

《老子·第五十七章》：“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三章》：“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

需要指出的是，先贤讲的“无为”，实际是“为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对包括市场在内的一切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按照自然秩序，行因应之道。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在引入“无为”概念时将其理解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可谓大谬。

所以，《管子》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节制资本，防止不受约束的商业阶层破坏社会整体的平衡。

人们交易有无，就要有市场，市场是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重要制度。但市场的作用远非如此，它还有直接促进生产的作用。《管子》强调，“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乘马第五》）“（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问第二十四》）“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侈靡第三十五》）

市场经济中，一定要防止大的商业资本破坏社会整体的均衡。《国蓄第七十三》中说：“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揆度第七十八》还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

《管子》不断强调节制资本，去兼并（并兼）的意义，防止兼并后来成为历代政治家关心的问题。《轻重甲第八十》中说：“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轻重乙第八十一》还说：“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

反映到具体政策上，《管子》一方面反对后世许多儒家以轻税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反对对资源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管理，认为“官百能”会使人失去积极性。

《立政第四》上指出发展水利、畜牧业、林业、工业等“五事”同样重要，光实行轻税政策不行。上面说：“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山至数第七十六》通过对虚拟人物梁聚轻税思想的批判，指出政府必须集中财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管子》反对轻税并不意味着主张收重税，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税收调节社会财富的作用显然没有西方社会中那样突出，难怪梁启超称《管子》以不收租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为“无税主义”。

《山至数第七十六》借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廪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廪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明显是错误的。’”

《山至数第七十六》接着驳斥了“请士”“官百能”思想，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官营手工业体制的解体。上面说：“桓公又问管仲：‘一个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之言不对。’”

不仅对士阶层，《管子》的作者还反对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征发普通百姓进行生产，认为那样会导致百姓对政府的痛恨，人心涣散。最好的办法是让民间商业自由发展，政府调节市场。《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在论及“官山海”的具体政策时，以铁的生产为例说：“桓公说：‘衡要我下令砍伐树木，鼓炉铸铁，这样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管仲回答：‘不可以。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人们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不如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计算好盈利，由百姓分利七成，君主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到这个过程，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就奋力劳动甘心听令了。’”

        管子这种公私相分、公私兼顾的产业模式，不直接税于民的财政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民间将管子奉为“盐神”，至今香火不绝。汉武帝时代，管子盐铁专卖、公私兼顾的思想仍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贯彻。当时桑弘羊主掌经济，他一方面抑制兼并，防止剥削（役利细民）；另一方面将孔仅、东郭咸阳那样的商人吸纳进政府，让他们为国效力，其治绩是显著的。

综上所述，超越计划与市场的形而上学争论，我们看到了《管子》轻重诸篇中蕴含的市场之“道”——公私相分，国家参与其中并主导的市场经济——那里的私有产权不是绝对的，那里的市场不是放任的。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