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不做皇帝?【459】2023-9-17
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1811-1872)从长沙移师衡阳练勇。在此期间,时年二十岁刚出的王闿运(1833-1916)只身闯入曾帅大营,劝其乘天下巨变之际,一不助清朝廷,二不剿太平军,拥兵湖湘,成三足鼎立,静观世变。
时隔七年,王闿运再次兜售他的帝王纵横捭阖之术,城府极深的曾氏依旧微笑不言,蘸水连书“狂悖”二字。
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都有过推举曾氏黄袍加身的想法,曾氏从来都是一言不发,拒不答应。
曾氏一生四次拒反,理由有四:一是感恩。这个农家子弟祖上五百年鲜有秀才出,蒙朝廷之恩,对他录取、培养、提拔,十年七迁升至中央副部级侍郎之位。从情感上来说,曾氏绝无背叛一手提拔他的道光帝更不可能起兵造反;二是儒士。曾氏一生学儒,被后人公认为晚清最后一位理学大儒。曾氏少小苦读诗书考取功名,非初始就是政客权谋之辈,曾氏要做的是学做圣贤而非豪杰扛鼎事业,如果他要举兵反上,则与他一生笃行的“诚”字背道而行,叛反朝廷就是叛反自己,是对自己最大的不诚,这种欺人欺世之为对于一个终生践行理学夫子来说,宁死也不会从逆;三是拒战。战争的破坏性太悲惨太深广,自太平军金田起兵至洪杨定都金陵再到天京被破,十三年的战火燃烧半壁江山,千万人命、百年财富化作灰烬。目睹兵灾,只要尚存人性的都会哀叹祈盼和平、憎恶战争!所以,曾氏告诫弟弟、子侄,打仗最是损阴德行孽业,要求后辈子孙绝不从军行伍。曾氏拒反就是拒战争所带来的天下疮痍,而是希望修生养息,兼善苍生;四是圣心。曾氏年过五旬天命之年,万事浮云屠羊之说已经看穿,千古功成身退只有一个郭汾阳,做一个国家需要时就挺身而出,事罢卸甲释权让朝廷放心。这么一个有着无为的思想境界的大儒,怎会让叛反蚕食了自己的圣贤心呢。
如果曾氏真的起兵造反,他会像赵匡胤一样成功吗?
历史没有如果,因为曾氏没有叛反,但是我们从历史里的人物、时事来分析,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有四:
一是体弱。曾氏多病,年轻时患有皮肤病,几乎年年发病,忽重忽轻,后来眩晕失衡、眼弱视糊几近失明,用现代医学来判断的话,是糖尿病渐变引起的,1864年天京城破太平天国不复存在,至1872年曾氏病逝,短短八年不到的时间,曾氏体力渐渐不济,事实上从他病逝原因分析为中风猝死。曾氏后期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告老还乡,但是朝廷就是冷漠不批。所以后人有猜测其即使心里想做,但是自测精神已尽,为日不多了。
二是腐败。湘军的建制从开始就是一个扭曲的怪胎,高薪重奖,但是总是欠缺兵士军饷,时不时就有兵痞借机闹事。所以湘军每每攻下一座城池,往往全军纵兵抢劫,甚至烧杀奸淫,毫无军纪,安庆之战后,湘军兵士甚至掘地三尺寻找金银,这样的部队到了后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其目的的奔着找女人发大财。曾国荃的部将李臣典就是一个活例子,第一个冲进南京城,第一个暴死于荒淫。湘军解散后回到湖南大肆买田建房者比比兼是。
三是监视。在曾氏统兵期间,在京有人献言咸丰“一个在藉侍郎都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如果授以实权岂不翻天?”,所以咸丰十年期间,任湘军如何建功如何艰难,朝廷一点实权都没有给过曾氏。湖南巡抚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湖北巡抚官文并不支持他甚至暗中作梗。后来朝廷火箭般提拔左宗棠、李鸿章,这是帝王的制衡术。绿营的多隆阿、富明阿、冯子材、僧格林沁等部,一直在其附近剿匪,如果曾氏造反,那么这些绿营军队第一时间举刀向曾。再之,其老家湘乡荷叶塘居住的曾氏大家族,老到谨慎的曾氏怎会想不到一草一木稍有异动可能灭族。
四是舆论。曾氏一直都是文坛领袖,以道德文采标榜天下,在京一十四年,名满京城。因授命练兵剿贼最终走向叛反,这让曾氏以后如何面对昔日为官同僚,如何面对天下读书士子,即使侥幸登基,吴三桂衡阳称帝半年暴毙,留下千古骂名的例子,曾氏可不想身后背有“谋贼“之名。
曾氏去世后,得谥文官最高谥号“文正”,国人每谈论起曾文正公的为人教子做官治世,对于他的功、德、言个中所包含的完人大智慧,无不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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