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学院”
1.
我们动辄将某些事物的出现称作“革命了！”，但从16世纪的大动乱到现在，仅有四场动乱可以称为“革命”，它们是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君主制革命、贯穿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法国”革命，20世纪发生的社会性的、集体主义的“俄国”革命。
其余的那些十几场被历史书称作“革命”的动乱不过是这四场大革命的余震，或者只是特别的暴乱罢了。
2.
路德生活的那个时期，社会风行出售“赎罪券”，教皇让信众以为购买赎罪券，持券人就有了忏悔之道，可以缩短自己或是朋友和家人在炼狱受苦的时间。
不仅仅是赎罪券，传教士所推崇的那些”德行“每天都要消耗金钱、时间和精力，除了弥撒是免费的。孩子的洗礼、圣礼、婚礼、临终仪式、购买墓地、圣地朝拜，奉献祭品，都要花钱。
虔诚的基督徒还必须定期施舍钱财，为病人和死人买蜡烛，做弥撒，然后是交钱给”奉金收集人“，还要应付上门化缘的修道士，尸体运送需要一个金币，还有什一税，但这些钱都落在了附近富裕的僧侣手中，而他们并没有为拯救纳税人的灵魂出过什么力，传教士仍旧一贫如洗。
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初衷，即是对”以购买赎罪券来取代真正的痛悔和人竭力的苦修“提出质疑。
路德张贴的论文获得爆炸性的影响，和当时印刷术的成熟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也得益于造纸，工匠和改良的油墨。
这场改革的背后其实正是僧侣利益阶层与王公贵族阶层、平民阶层之间的一场对抗。
3.
路德确定宗教革命（《九十五条论纲》）的首要敌人：教皇、他的下属以及他们搞的各种繁琐的敬神仪式。
4.
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顺势打着改革和道义的旗号，以及他的婚姻问题，公开没收了英国大小修道院的财产。实际上在16世纪，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没收教会财产的事件屡见不鲜。
革命给人带来的大致就是这种”感觉“。每次革命的成果和流血的程度不同，但它们的动机基本上由同样的因素构成：希望、野心、贪婪、恐惧、欲望、对秩序和艺术的仇恨、狂热、英勇的献身精神和对破坏的痴迷。
5.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良好社会“，路德影响下，随着《圣经》评注、训诫和颂词以及相关翻译的增加，宗教产生分裂与大量伴随的辩论与对峙，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这场宗教内战的结果是，在20世纪末，西方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派，仅在法国就有100多个。
当人们认为繁复的累赘已经埋没了一个体制原来宗旨的时候，当所有要求改革的理论都陷于失败的时候，他们中间最有思想、最活跃的人便会希望从”文明中解脱出来“。毋庸赘言，路德提出的”基督徒自由“也为现代的解放这一突出主题打响了第一炮。
6.
在一个衰落了的文化中，最能发挥才能的主要是讽刺家。15世纪中最伟大的讽刺家是——伊拉斯谟。他也是第一位以写作谋生的人文主义者。
虽然伊拉斯谟是一位幽默家，但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了路德的理论，即大多数人将注定永远受罚，只有少数人会得救，得救的原因不是他们一生行为无暇，而是无法解释的上帝的恩赐。如果路德看见一个罪犯被送上断头台，他会从内心认定，上帝从他赋予那个罪犯的生命的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罪犯的结局。
这就是得救预定论，或命定论。这个信仰至今还很有市场，而且不仅局限于新教徒和信仰宗教的人。（感觉中枪了……）
7.
伊拉斯谟的代表作是《愚人颂》，顾名思义，该书说明各行各业的人常常不顾常理，偏爱做愚蠢的事。他们，尤其是那些极其愚蠢的人，其行为败坏了愚人的名声。愚人至少是诚实、不做作的，永远以真面貌示人。愚人得出的结论是：人越疯狂，越幸福。
愚人颂比路德《九十五条论纲》早出版8年。
8.
路德每年把《圣经》通读两边，在工作期间饱受抑郁症和结石的痛苦。是他得出结论说：”如果人只靠理性，是无法同意《圣经》里的说法的。“《圣经》充满了神秘，”只有傻子才会企图作出解释。“
路德赞同过残酷的镇压和女巫处决，不过他最后说：
”早知如此，我决不会做教士。“
9.
路德死后一年，革命失败。又经过八年波折，欧洲承认了新教的独立，任何一个王公（城镇）都可以选择新教会或天主教，臣民必须服从这一选择或者自己离开；反抗者的唯一选择是自我流放。最后一条暗示并且部分实现了个人主义。
10.
在新教改革之前，一次仪式的布道时间长达3小时，对《圣经》的一两句做"讲解"需要1个小时，一天做2次礼拜。而现在时间被大大缩短了，使用普通文取代大家都听球不懂的拉丁文，礼拜也只需要礼拜天去教堂，而天主教至今仍保留每天都可以去的传统。
最夸张的是，以前在神父领受面包和葡萄酒”两种圣餐“时——如果洒了酒，神父手指要被切掉——现在新教让常人直接领受圣餐，no finger。
11.
16世纪其他的一些基本信念在当代也有其翻版。当年路德为灵魂而痛苦不已，而存在主义者则执着于焦虑，或对“人类的境况”感到绝望。莫名其妙的“罪恶感”目前似乎非常流行，尤其在许多抑郁症患者中间。这种病有时是医得好的，方法是自我反省并接受内省揭露出来的事实，路德的病就是这样医好了的。现代人的自我反省有心理医生的帮助。天主教的忏悔也是这种治疗方法的一种简化形式。
12.
在现在的开明时代，人们的词汇中仍然保留着“罪过”这个词。不少现代小说家、诗人和社会理论家把我们时代的暴行归咎于原罪。它假定人性有着根本性的缺陷，但它比神学家的理论更加无情，因为它不包括赎罪和洗礼的效力。16世纪的时候i，赎罪和洗礼帮人们卸除了思想上的沉重负担。对于当今的一些人来说，“科学”的赎罪办法是政治革命。革命之后，历史将终结（福山？)，社会将迎来无须法律的幸福祥和。
13.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500年前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我们一模一样，分别只在于他们使用诗意的语言，我们使用科学性的语言。索齐尼派教徒的上帝不是“统一的原则”，而是拯救罪人的我主基督。这一切之间的相似之处是人的动机：信仰一个上帝的思想与把所有现象归结于一套规律之下的科学愿望是类似的。
14.
加尔文是16世纪路德之后的重要思想家和改革运动的改革者，他把路德关于基督徒自由的两大生命结合在一起：第一，通过信仰得到个人的拯救；第二，为抵制无政府主义而服从社会。当然这一制度是加尔文偶然建立的。
15.
`加尔文主义的教派戒律严厉到让它与所有人为敌。它的严苛使许多人对犯罪害怕至极，其中包括班扬，柯施，拜伦……更令人吃惊的是，加尔文主义甚至影响了卢梭关于生活和国家的哲学。（幸好在日内瓦，玩牌和其他娱乐活动不在禁令之列）
16.
皈依新教的国家在经济上并不先进，而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则遥遥领先，直到它在17世纪穷兵黩武，耗尽钱财。早在新教改革到来之前，德国北部、荷兰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各大城市的贸易就已经相当繁荣。（既然新教改革叫做“革命”，所以按照逻辑，天主教在特伦托发动的反改革运动应该叫做反革命。事实上并非如此，教会议会所通过的神学决定应该被称作改革）
17.
不得不承认，耶稣会会士是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杰出教师，他们认真细致，思维缜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他们既教授宗教教义，又教授非宗教的课题。对学生的态度无比体谅和善。他们的成功归于培养教师本身空前绝后的高效方法。他们知道天生的教师就像真正的诗人一样稀罕。
从笛卡尔到伏尔泰，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由耶稣会会士培养教育出来的。其中有些杰出的学生后来要打烂他们在学校所熟知的教条。这些被耶稣会会士培养的人成为了18世纪反宗教的启蒙运动者。
18.
路德提出的基督徒自由带来西方的“原始主义”和“解放”，并预示了“个人主义”这一主题的出现。与此同时，另外一只力量也在兴起：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是个很复杂的概念，伊拉斯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因而路德称他为无神论者。但与此同时加尔文接受了一整套人文主义教育，却没有变成无神论者。最终它有了各种形容词：世俗的、神学的、自然主义的甚至美学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的原意是形容古人的风格：litteraehumaniores，即更有人性的文字。这种文字不像中世纪哲学文章那么抽象，而且文法优雅，用词简练。这就是人文主义者所说“典雅文字”。
19.
“新的科学学士学位并不能保证获得学位的人懂科学，但能保证他一定不懂拉丁文。”——哈佛大学校长布里格兹。
20世纪的一大特征是，1000年以来，知识阶层第一次不需要至少掌握两种语言。
20.
第一代的出版商手里，高质量的早期印刷书是一件艺术品。页面是一幅构图（composition)，排字工人（compositor）的名称由此而来。
因为16世纪的书本很贵，通常为12英寸*15英寸的巨型书，封面用牛皮或羊羔皮包上真正的木板做成，书的中间用金属搭扣扣住。而且为了防盗，书上常常用一根链子锁住。直到1750年，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立架上还锁着一本对开本的《莎士比亚全集》。
21.
16世纪书籍越来越多，就像智能手机在这个时代的迅速普及一样。
22.
其实，人文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与那些平庸的神父、僧侣、或者是那些狂热而暴力的激进福音主义者相比，反而更像是真正的基督徒。至少一点，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两大文明的古老知识，因而不得不考虑超越宗教信仰的永恒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的责任和命运是什么？死亡意味着什么？
23.
即便是一个伟大的艺术时代，几百个有才气的人中间只能出现几个伟大的艺术家。被埋没的天才因为时运不好，只能在偏僻的角落里默默耕耘，忍受着孤独，经常因此而受到创伤。
24.
16世纪艺术家独立最明显的迹象是，当赞助人企图对设计发表意见时，艺术家请他不要插手自己不懂的事。渐渐地赞助人不再可能强迫“他的”艺术家了，甚至连指导也做不到。（比如米开朗基罗）
25.
根据19世纪传下来的习俗，如果一位著名脑科医生会拉小提琴，能驾驶小船，熟悉新书，便会被友人称为文艺复兴人。他努力打破专业主义的藩篱。
但是如果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相比，就很难企及这一荣誉了。阿尔贝蒂是画家，建筑师，理论家，还是诗人，音乐家（风琴），神学家和哲学家。
26.
500年来，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和文化期望的变化朝着解放不断推进，使个人主义成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常见形式。艺术家是个突出的好例子。但是，自我的自由发挥仍然是需要争取的目标，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不论再什么制度下，任何希望达到自我实现的人除了具备才能和知道怎样利用才能之外，还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靠意志力进行奋斗。从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许多做了努力却还是失败的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从属的地位“。同时，大多数人对于成名或自我表现不感兴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因此得不到尊敬，或没有一定的影响。一个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地位并得到应有承认的社会还有待构想和创造。
27.食物
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香料"是来自远东最抢手的货物，其原因至今是个谜。通常的解释说香料可以掩盖肉的腐烂味道，给乏味的食物增味，仍缺说服力，毕竟欧洲本土也出产许多香料。
若有当时的食谱，可以帮我们揭开这一谜题。可惜真正意义上的烹饪，是在一个世纪后的“烹饪革命“才产生，就更无所谓食谱的存在了。
十六世纪，土豆在法国被认为是有毒的。茶、巧克力、咖啡都遭到过长时间的抵制，它们还带来了另一种副产品的繁荣：食糖，以掩盖苦味。
甘蔗最初只在西印度洋种植，后来传到其他岛屿，为商船带来巨额利润。
总之，食糖不仅引诱我们的味觉，损坏牙齿，还推动了奴隶制，此外，也正如一些现代学者所指出的，食糖贸易还造成了政治的腐败。
28.国际法
16世纪经由比托利亚创造了国际法，根据他的理论——国际社会具有和国家一样的权利结构和责任，各国有平等的独立存在的权利，除非一个国家不能自治。平等的国家有责任维持自由的通讯和贸易，对此进行干预便构成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同样，为了把一国人民从暴君统治中拯救出来，或者为了帮助遭到强大邻国肆意攻击的国家而进行干预也是正当的。但是战争，应该永远是最后手段。
这些理论已经得到普遍接受，但至今在”执行“方面则毫无进展。
29.姓氏
在16世纪，姓的出现是人脱离故土的结果。关于许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晚期的诗人和艺术家，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公众都只知道他们的名，如：拉斐尔，莱昂纳多，米开朗琪罗，但丁甚至只是一个别名。为了避免不同人的混淆，就在名字后面加上地名，如：拉斐尔·答·乌尔比诺（地名），莱昂纳多·达·芬奇（芬奇的莱昂纳多）。农民，手艺人，僧侣，因等只要不离开他们生活的范围，一个教名就足够了。但是随着旅行、税收、统一的需要，各种统治者都希望把他们的子民登记在册，需要名字的准确。
这时要求名上还要加姓，但姓要从哪里来呢？主要有四个来源：邻居起的绰号，如Bright、Stout；居住的地方，如Hill、Woods；职业或官衔，如Smith（铁匠），Marshall（书记官）；以及父名，如John（son），意思是约翰的儿子。
30.梅毒
在当时，梅毒作为一种瘟疫似乎比鼠疫还要糟糕，新瘟疫一开始时被法国人称作”意大利病“，而在意大利人被称作”法国病“。双方都有一定道理，因为这种病在15世纪晚期法国入侵意大利时首次出现，首先得病的士兵，然后他们传播。
31.乌托邦
文艺复兴时期，三篇明确描写乌托邦的名著分别由托马斯·莫尔、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岛》所著。
现在看来乌托邦之所以完美无缺，是因为假定人们会自愿服从合理的要求。固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无需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少数人也不用为财富和荣誉而竞争的话，那么，社会的和睦和友善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作者们也着意表明功绩会得到承认，各行各业都有荣誉和奖励。所以，人们吃饱了，又得到承认了，也就心满意足地效忠政府了。
在大多数乌托邦里（拉伯雷除外），共同幸福是通过确保行为的一致性来实现的，甚至比坏的社会里实行得更加严格。这一个矛盾。乌托邦的美好社会努力使人们免受解饿和焦虑，它许诺给予社会的不是抽象的自由，只是去除上层阶级的具体特权。所有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都是针对由贫穷和阶级所造成的专制进行的。乌托邦的居民是如何防止这些现象重新抬头呢？他们靠的是良好的习惯的力量。有时，人们能感到最高层有一个专制者在掌权，确保一切向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是18世纪开明专制的一种预示。
32.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晚期，人的期望开始发生变化，也因之改变了文艺复兴原来的信条，即：汝当模仿并崇拜古人。造成这种世界观变化的一套思想被称作反文艺复兴。古人过时了，而“现代”这个词，获得了大为褒扬的含义。“进步”、“最新科学”、“先进思想”、“最新”，这些成了文化变化的永久标志。整整一个世纪，欧洲人围绕“古今之争“讨论到了伏尔泰的时代才宣告结束。
这场讨论影响到了文学、造成了宗教和哲学上的争执，并常常能够决定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命运。
33.拉伯雷
拉伯雷式这个词被用来形容表面上意思显而易见，但真正的本意却几乎相反的东西。拉伯雷得到重视并非因为他的作品猥亵淫秽。受普遍印象误导的年轻人如果想在他的书中找到下流描写，会发现里面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诱惑力。
拉伯雷从小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家人把他送进修道院以防止他分享家族财产。由于外来帮助，他进修医学，成为了治疗梅毒和歇斯底里症的专家，还发明了医疗氙气和骨折的装置。此外，他还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阅读了大量历史、地理和文学书籍。他精通法律，在权贵贝利
家族任职，管理政治等方面的事物。
简言之，他属于当时最渊博的人，而且碰巧还是位文学天才。
34. 蒙田
蒙田和拉伯雷的作品一样，不受据说是束缚了法国人天才的格式的限制。蒙田给他的著作起的标题——随笔集——本身就是对预定格式的否定。eassayer这个词的意思是企图或者尝试，这正是蒙田的用意。
《随笔集》被认为是很好的睡前读物——便于随意翻阅。
蒙田两次被亨利三世强迫担任波尔多市的市长，同时，他还经常为国王的谈判出谋划策。他是那个时代杰出的策士。
35.蒙田（二）
蒙田在《随笔集》中顺带解答了当时人们关心的众多问题——道德、美学、社会学、还有其他，相当于一些哲学家的著作的全集。结果，他的影响虽大，但难以跟踪。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受惠于他。
其中得益最多的是帕斯卡与——莎士比亚。
36.七星诗社
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有关七颗星的希腊神话和天文学家据此给那个星座起的名字。不是考研那个波斯诗人在高加索山脉的搞笑版本。
37.戏剧
在文艺复兴之前（包括文艺复兴），喜剧（comedy）就是戏剧的统称了。幸好没有人会把但丁
的《神曲》（Divine Comedy）误认为是逗人发笑的喜剧。这种用法说明了，在现代的戏剧出现以前，没有固定的术语。
38.喜剧
文艺复兴时期典型喜剧中最出色的一部，是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花》。它是一部关于阴谋诡计的剧作。《曼陀罗花》和老马的《君主论》一样，采用了“现代”的手法。与此同时，其他作家枉费心机，企图通过模仿罗马的普劳图斯和泰伦斯（这两货是谁我都不认识诶~）推陈出新。
另一种喜剧形式是是对严肃题材的嘲弄。最合适的对象是史诗，其中轰动一时的戏仿剧作是《乔装打扮的维吉尔》。由此可以推测，新古典时期的读者并不缺乏幽默感。
拜伦吸收了贝尔尼对英雄人物的嘲讽和严肃反省的手法，翻译和学习了许多其他诗人的模式，为他后来创作《唐璜》做好准备。
39.文学规则
贺拉斯曾断言：“诗如画。”，几百年以后的我们见多识广，相信艺术。我们把美学奉为圭臬，把一切与其相符的艺术都作为重要的和真实的东西接受下来。规则已经不是考虑的因素了，恰恰相反，打破规则反而成为真正艺术的试金石。
第一批现代批评家并没有把全部时间放在悲剧上。他们对其他的戏剧形式也同样密切注意，通常是以贺拉斯的理论为出发点。直到19世纪，批评就是运用这些既定的标准去进行评判。批评的过程是分析性和判断性的，就像在作品上放一块镂花模板，作品的好处从空隙中显示出来，显示出的地方越多，作品越精湛。
40.1650前后的威尼斯
美国幽默家罗伯特·本奇立初访威尼斯时发现街上到处都是水，惊叹之余特地给友人拍电报报告这一消息。
身为城邦之主的总督每年都在一次庆典上把他的戒指扔进大海，这象征着威尼斯与给予它生命的大海成婚。
威尼斯的政治形态很接近君主立宪，总督被架空成为象征。实权掌握在一套复杂的理事会制度中，他们是从商的贵族。
威尼斯也是歌剧的摇篮。
41.威尼斯的法庭
威尼斯有十一个初审法庭，两个上诉法庭；没有陪审团，但是被告可以得到法律咨询，比英国和有同样做法的其他刑事司法制度早了几百年。法庭既审判平民，也审判权贵，“十人委员会”很得人心。民众可以向它提出请愿，并能得到保护不受迫害，司法过程迅速，罪发后一个月内给予审理。判刑也并不严厉（根据当时的标准）：重罪判死刑；伪造罪切掉一只手；强奸罪和通奸罪切掉一只手并挖去一只眼睛；死刑有五种处决方式，普通的罪犯在水里溺死。也有刑讯逼供，但是法律在这方面有严格的明文限制。
42.威尼斯的政治措施
总督去世后腰对他在职时的表现进行评判，如果评语不佳，他的后人会被罚款或遭受别的惩罚。因此，总督不敢聘用自己的亲友在政府里任职，生前所到之处都有总督委员会的六个委员紧随左右进行监督，尤其是在拆阅来信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所有职务都由受过最直接训练的人担任。年轻有为的权贵在青少年时代就被聘用，观察见习大理事会的运作。一旦合格，就被派到不同的职位上去考验。任何人都不能拒绝换职或辞职。任期短，轮换频繁，上级对各个部门的工作都了如指掌。部门之间几乎没有明争暗斗。威尼斯和罗马人的伟大帝国原则相似，受人敬佩，但从未被人效仿。
相比之下，其他的国家，尤其是现代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太把政府当回事，不相信政府会认真严肃地管理国家事务。
43.1650年左右的英国
英国国内因政治-宗教问题争论不休，在新大陆马萨诸塞湾的英国殖民地为了同样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总督约翰·温斯洛普坚决反对把政府改革得更为民主，理由是《圣经》里没有根据。同年，殖民地颁布法律，创办学校来教授真正的宗教并提倡学习《圣经》。
44.三十年战争
1650年的20多年前，德意志的诸侯国已经开始一场惨烈的争夺战，又继续持续了10年，终于获得“三十年战争”的称号。与此同时，英国内战爆发。
三十年战争是最后一场宗教战争，结束这场战争的条约宣布荷兰和瑞士这两个新教国家独立，变相承认了国家的概念。独立意味着主权、主权意味着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意味着效忠国家高于效忠教皇和国教。为此原因，为了国家利益而与一个宗教信仰不同的国家结盟就无可指责了。
威尼斯人和教皇都曾接受过异教徒的帮助，简言之，到了17世纪中叶，西方在公共生活世俗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45.英国内战
它既是宗教战争，也是政治战争；目的是反对国家教会，也是为了对君权的行使进行限制。血腥战争除了中间短短的一段暂停外，一共打了7年。
结果两个问题都没解决，反而引出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其他问题。
46.郁金香热
这段《华尔街》的经典段子在1635达到顶峰，据说当时以为商人花费一半财产购买一个郁金香球茎，目的不是转卖，而是炫耀。
47.杨·考门斯基
他是捷克的思想家，尤其擅长教育。是他提出把学校从监狱改变为启发和满足好奇心的游戏场，戒除体罚，减少死记硬背，提倡音乐和游戏的办法，通过接触物体和提问来激发孩子们的好奇。
他还提出了20世纪一句套话的精神：活到老，学到老。
48.卫生习惯
17世纪中期，饭时洗手是一个人一生中唯一不断重复的卫生习惯。一生中洗澡只有三次，分别是出生后，结婚前，死亡。由于担心梅毒出现和道德上的考虑，公共浴室被明令禁止。
当时也没有人会洗衣服。
49.决斗
据亨利四世首相苏利公爵的回忆录，在他的12年时间里大约有8000名绅士在决斗中身亡。当然，决斗常常是为争夺女人而引起，她出于虚荣可能还从旁推波助澜；但结果总是两败俱伤：一个男人被打死，另外一个被迫出逃；而女人两头落空，成为其他仰慕者争夺的对象。
50.笛卡尔
许多事情都说是因他而起——是他造成了法国教育糟糕的现状，他对牛顿的学术发展影响最大，他是德国哲学之父，他在亚当斯密之前就看到了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在我们的时代，他启发了语言的转换主义学派，以及给芭蕾舞曲音乐填词的做法。
他发展了分析的方法，是认认真真地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把它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然后分别处理各个部分。然后再把各部分重新组合起来，不遗漏。分析（analysis），这其实是个希腊词，意思就是“拆散”。分析是一个主题，它还是抽象的孪生姐妹。
总之，笛卡尔哲学和方法促进了人们对理性的信仰。
51.培根
只看他各部著作的标题：“学术的进展”、“伟大的更新”、”新工具“、即可见他的目的和影响。培根是法官，与托马斯·莫尔一样，是英国的内阁大臣。本来只是接受礼物，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收受贿赂，犯了错误。他全心全意地声讨古代的知识模式，捍卫现代派。
他指出，判断某件事情的正确与否，以先哲的是非为标准，这种想法毫无道理，应该看它是否属实，是否经过观察的检验。新工具就是指这种检验：要仔细观察，准确记录观察结果，在摒除神话和诗意的色彩以及预定观念影响的前提下把事实归纳为一般性的原则。
到十八世纪中叶的理性时代，培根取代了亚里士多德成为”知识分子的大师“。
52.培根的批评
科学历史学家轻蔑地指出，培根对科学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因为他没有设计过任何东西或作过任何实验。在各个方面，批评培根的人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是在真空中对他和他的著作进行批评。他们没有看到科学的进步需要整个文化的帮助。他们挥笔痛斥教会对伽利略的惩罚，却忽略了伽利略的贵族赞助人和庇护他的神职人员一直保护着他，而大众正是反对他们这些人的。换句话说，伽利略遭到了民众反对。如果不是文化和教育改变了思想的话，科学工作还会继续充满危险，科学的进步一定会受到更多阻挠。
因此，任何改变人们态度的努力都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用培根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召集部队的号手。如果冷静地看待历史，培根仍然是英雄。
53.工艺
工艺即实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直接感受到科学带来的物质享受。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工艺实际上走在科学前方。发明家发明出水泵，人们知道真空，但就是不懂水为什么会冲上去，所以只能这样解释：”自然不喜欢真空，所以要填补真空，却不能超过32英尺。“
在托里彻利和帕斯卡测量出气压并发明气压计之前，无人知道还有气压一回事。18世纪晚期，博尔顿和瓦特造出了一部非常不错的蒸汽机，但是直到下个世纪40年代，焦耳才解释了热能向机械能的转换原理。在工程学领域，还发明了加农炮和其他战争机器。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实践先于理论的现象，这在重要的意义上说明了人的思维运作和文化的实质。
54.迷信
在这个新方法和新发现的时代，出现了迷信抬头的现象，其最暴烈的表现是迫害女巫。然而，当新奇的观点引得众人思想起伏，议论纷纷的时候，必然会有思想坚定、信念深刻的人挺身而出抵制新思想，维护知识的现状。并不是每个人的头脑都像信仰主义者那样灵活，能同时信仰《创世纪》和伽利略。保守派总会有的，根据牛顿式的思想法则，行动总会引起反行动——保守派中的一派人变成反动派。
55.分析的陷阱
分析的方法依赖于”我们能将细分单位重新还原“的假设。但这是否总是正确呢？我们在执行笛卡尔的原则时，看到当拼版拆开以后，漂亮的图案也因此被破坏了。抽象和分析的偶不可或缺，否则就不会有自然科学、医学、法律、教育、批评和道德觉悟。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即两者的用途都有一定限度，一味滥用意味着危险。17世纪中，至少有一个人意识到这种危险——帕斯卡。
56.帕斯卡
以下是典型的帕斯卡式对个性和社会的看法：大起大落的生活让伟大的思想家感到其乐无穷，因为它不断激发着感情和行动。静止安定的人是不幸福的，穷极无聊，腻烦死了。帕斯卡明白理性主义者所不理解的道理，即最基本的是身体和身体的感觉，不是思想和理性。关于思想本身，帕斯卡提出了他在《思想录》中的区别，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一种是严格的、固定的，而另一种是有弹性的，生来就有的爱的欲望，尤其是美的渴望。当着两种思想合为一体时，从中而来的爱情将带来莫大的快乐！一个人心中总有自己所向往的与自己互补的另一个人的形象。在这里，帕斯卡这位心理学家注意到了投射现象，即把一个形象投射到一个并不合适的人的身上。他认为女性一般比较容易犯这种自我欺骗的毛病。
与此同时，帕斯卡《论爱的激情》是一篇可以和司汤达的《论爱情》相媲美的心理学文章。文中说，思想越丰富，激情越强烈，尤其是两大”成人激情“——爱情和野心。它们之间彼此矛盾，互相抵消；如果生活从爱情开始，以野心高中，一定是幸福的。
57.一段伏尔泰对帕斯卡的评价
”你有病。“
58.帕斯卡（二）
帕斯卡不是神秘主义者，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宗教热情是不恰当的。神秘主义寻求与上帝合为一体。天主教的教义拒斥神秘主义，因为它把上帝变成了一个人的灵魂可以与其结合的存在，这就越过了耶稣，模糊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关系。
帕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中写道：”这个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他是像存在主义者那样看待宇宙的，它空寂、黑暗、没有意义。这些运转的星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虚空？人又是个多么荒诞的谜！一句话，上帝的意图无法理解。耶稣是与意义的唯一联系，他代表的是宽恕和爱。
神并不是供人们为了忘记自我而沉湎其中的抽象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上帝。上帝的所有奇迹都是为人创造的，他的奇迹和神秘向人传递了无限的空间和静默的宇宙所蕴含的神秘。
59.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的动机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动机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有对研究发自内心的好奇，有追求确定和统一的狂热，还有想挣得一个科学家头衔的虚荣，因为科学家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高级的社会和知识阶层。这些努力虽然突然无功，却给发明家和整个世界带来了一定的损害。与此同时，运用本能思维，思想敏锐的人——艺术家、论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神学家——常常心有旁骛，其他人则轻蔑地把他们看作在真理的边缘耍嘴皮子的人。
60.来自塞缪尔·伯特勒的一段笔记
”信仰不就是一种赌博或者投机吗？应该这样说：“我赌我的拯救者真的存在。”
61.中世纪的司法
Murther（即murder）原本只是一种罚款的名称，后来采用于代表谋杀。当时若犯此罪，付款就能“买回”和平；征服者威廉治下，刑法和民法中专门设立了决斗的做法——可以雇佣一个专业决斗者作为替身，可用的武器都有具体规定，不会致命。如果达到傍晚有一方喊“打败了”，那么，输了的诉讼方就一定是做了伪证，因此要被罚款，如果所涉及的是重罪，则被绞死。替人决斗在当时是一个
得到承认的职业，地方的贵族宫廷都长期养着这样一个替身决斗者，以备诉讼的不时之需。
62.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当时他们需要学习的艺术有七种：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逻辑、修辞。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区分业已出现。在这些课程分类中，文科的必修科目渐渐衰微，科学则显得至高无上。英国对某些课题的内容根据发展进行调整，靠着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国家和大帝国，整整繁荣了一个半世纪。
53.小写字母
小写字母由查理曼时代一个抄写员发明
第二部分 从凡尔赛的沼泽、沙地到网球场
54.君主制革命
一场革命引发另一场革命。16世纪的宗教革命摧毁了统一的基督教，其后果有好有坏。最糟糕的结果——教派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加速了17世纪君主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的双重思想是“君主-和-国家”，双重目标是稳定与和平。各教派已经公然反抗或完全摧毁了各处的权威，亟须找到某种方法通过建立新忠诚和一个个新象征来恢复秩序。
这个象征是君主，而不是过往。尽管国王在西欧已经存在了1000年，但无论他们如何雄心勃勃，与国王平起平坐的大贵族不停地反抗或侵犯国王的权威，甚至挑起战火以图篡位。每个贵族在他自己的郡或公国都是合法的力量，结果疆界变来变去，那时法国是什么？勃垦地、意大利、奥地利这些地方又是神马？
55.民族国家
民族寓意着民族国家，权威的唯一来源，正像君主和国王相比意味着唯一无可争辩的统治者。这双重发展——国王变成君主，疆土变成国家——就是革命的标志。
56.决斗的发展
如果君主许诺实现法治和秩序，那么一切打斗都必须禁止，一切争端都必须在法庭解决。但是决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法庭无法解决的问题——羞辱、对自尊的冒犯，爱情。
这种冤冤相报的争斗说明了君主试图压制的这股力量的顽强。镇压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诉诸佩剑和手枪一直在政治和文化中起着作用。
死于它的有年轻的数学天才伽罗瓦，俄国最好的诗人普希金，当时卓越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现代法国，包括政治理论学家阿尔芒·卡雷尔，政府首脑克列孟梭，等等名人都由于它而遭受生命危险。
在美国西部，决斗由于经常发生而得以延续，后来倒使电影业受益无穷。
57.对资产阶级的吐槽
自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风行以来，资产阶级这个词的用途五花八门。在最常见情形中，这个词用来指19世纪出现的由制造商组成的阶级。它还用来解释英国的各个改良运动和外国的革命，警察组织的改善和小说的流行也归因于它。新兴资产阶级就像饭后甜点一样，什么问题都要把它带上一笔。
58.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兴起不是19世纪，而是在12世纪。当时，欧洲的城镇经历艰辛终于复苏，道路改善，城镇贸易又繁荣起来。从事贸易的人居住在Burg（城镇）里，因此得名Mourgeois（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在200年后的维多利亚时期不是什么新兴阶级，它早就完全崛起了。
另一个谬误是把资产阶级，或任何阶级，看作一个整体，在历史中同浮同沉。如果资产阶级是由中世纪以来的城镇居民所构成的话，他们包括了富豪权贵、普通商人、律师、建筑师、艺术家、作家等等千差万别的职业。
君主从这个庞杂的“资产阶级”中甄选人才，挑中的显然是合乎标准，教育良好的人。君主革命使得国王终于摆脱阴谋不轨的竞争对手，能干的资产阶级现在可以对从前压迫他们的贵族们发号施令。路易十四宫廷中的圣西门公爵对此深恶痛绝，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卑下的资产阶级的世纪。“
59.君主革命的文化影响
君主制革命看上去主要是政治与经济的变革，设计上也有同样重要的文化影响。
比如，高贵（noble）这个词原来只是形容人，后来转而意指意指甚至可以用来界定某些词语的抽象品质。另外，革命提出的国家概念扩大了个人对自己出生地的忠诚范围。对16世纪一个那不勒斯的一个乞丐来说，意大利人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他是那不勒斯人。公民意义的扩大使服从减少了具体性，增加了抽象性，抽象是寓于君主制的另一个主题。
国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和睦还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它造成了骑士理想和商人对物质的东西一丝不苟的作风的结合。贵族和平民的人格都有所改善，前者关怀体贴，后者自尊自爱，这一守则持续到大约20世纪中期
60.君主理论的起源
君主理论起源于蒙田的时期和16世纪晚期想要结束法国内战的策士们，也可以把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算进去。不过革命最直接的理论家是法国的法学家让·博丹，在他的《共和六书》中，他确信，权利分享在法国行不通，必须要有一个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权力来平衡各方要求。博丹只保留了一个对君主的制约，即三级议会。
61.君主制革命后宗教的文化地位
随着国王变成君主，王国变为国家这些质的变化，宗教在文化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我们已经看到，没有神职的俗人在政府中取代了僧侣，同时人们对教派斗争深感厌倦，渴望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
一方面，君主还并未完全脱离教会（政教分离原则至今也尚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教会也感到支持合法政府也符合它自身的利益。卑微的教区教士、神父或牧师是最好的通讯工具。在没有报刊，也没有多少人识字的时候，每天的布道就等于社论的新闻报道。
62.对政府理论的吐槽
人们会想，为什么会需要政府理论呢？随着历史与实际情况的转变，为每一种变化都找到逻辑或理论基础似乎是白费力气。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西方人总是想与自己的经历来开距离，客观地看待它们，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为可以传播的格式。申明原则后，争论才能进行，这种争论在有历史传统，又有一定程度自我意识的人之间是不可避免的。
从对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作合理解释，到以同样的方法促进改变，向世界提出新的原理或哲学，两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假设是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的预测，在所有领域莫不如是，无论艺术、礼仪、科学；正如神权理论一样，新制度包好着旧制度的因素
63.17世纪的“专制”
在评价神权理论时，不应忘记后来出现的人民主权这一教条不过是把君主专制从一人转移到了多人身上。像国王因神的庇佑永远正确一样，人民的声音成了上帝的声音——世界上没有一条关于最高统治权威应该由谁掌控的定论。
这个比较应该使我们看到，专制并不意味着独断。从1500年到1789年法国政体是有限君主制。除了通常的压力，如经济利益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大臣、宠信、情妇、告解神父——之外，君主要遵守的不止是刑法和民法，还有好几套习惯法和众多的特殊权利。光是这一事实足以阻止书本意义上的绝对专制。
64.马基雅维利
批判马基雅维利的批评家紧抓住两点。第一点，简言之，是马基雅维利把秘密说穿了，评论家认为这道面具不能被撕掉。第二点，是他关于君主需要同时当狐狸和狮子的比喻，但批评家忽略了意大利长期以来都没有一脉合法国王，新君主不得不胡作非为。
自《君主论》发表以来的5个世纪中，众多学者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至少渊博的学者）认识到作者并不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如果他是的话，那么从柏拉图（“大谎”的倡导者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再到约翰·亚当斯、利普休斯、孟德斯鸠、休谟、诗人塔索、罗利爵士、蒙田、培根、帕斯卡、斯宾诺莎、葛拉西安、博丹、赫尔德、柯勒律治、雪莱、来奥帕尔迪、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虔诚的兰克）会组成一个军团的不道德者。他们都建议，同意或借用过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他们和马基雅维利的一致之处在于认为国家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它有一半在道德范围以外。
65.有民主精神的清教徒
细究清教徒这个词及其所意味的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关心历史的准确性。今天的社会预言家警告要防止新的清教徒主义出现。
清教徒（Puritan）一词中的"清”取自拉丁文Purus，指的是宗教制度以及对其进行整肃所需要的政治改革：罢黜主教及其下面的一群官员；略去礼拜仪式中的装饰——回到福音的教诲中去。它是原始主义和反对“罗马式迷信”和“天主教”的一种准科学思想的结合。
弥尔顿的行为尤其说明问题，清教徒并不意味着乏味与禁止娱乐，他的《论出版自由》中最有力的段落被后人引用过无数次，但人们却忽视了，这篇文章是把思想自由与艺术和欢乐联系在一起的。
66.弥尔顿
斯图亚特王室的查理二世复辟后对清教徒政权进行暴力反扑，弥尔顿有性命之虞。他被迫隐居，期间完成了《失乐园》和《复乐园》上下两部史诗，还有诗剧《力士参孙》。诗剧不是为了上演，而是像史诗一样，是关于道德和政治的专论。君权、法制、顺从和背叛、真理和通过辩论对它的获取、科学、自然和快乐，理智和启示，正义和慈悲——所有这些在诗中都予以评说。此外再加上散文式的政治社论，使弥尔顿成为他那一时代思想斗争的活生生的体现。
17世纪中期那场辩论中彼此对立的论点各有道理，说明它们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这并非因为人类的无知或悖理，而是由人的各种需要的性质和唤起新思想、新制度的希望而决定的。
67.宗教的伪装
英国人把一切想法和态度都包装在宗教的语言中，并援引《圣经》所载的先例作为权威，这使得那个时期的斗争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过时的原因。但原因是双重的，虔诚的语言掩盖下的思想按照当今流行的荒谬说法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意思是孕育着未来。分成清教徒、长老教会、独立派的各教派及其领导人是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派。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激烈的程度不同。
社会改革必须迎合一些得到接受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是普遍的福利，或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的需要，或是希望增加贸易以创造就业和改善生活——总而言之，是一种物质的实效。
68.自然与理性
自然是理性的孪生兄弟，因为两者都是天赋的：人的本性是理智的动物，而人发现自然正好用来做推理的对象。自然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模式，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转移。在争论根本问题时，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似乎是明明白白的，比如，人人有不受骚扰地生活的权利，需要政府来确保这项权利，人为的法律必须为自然权利服务而不是否定它。
69.霍布斯
17世纪产生了关于政体为何物的两部伟大著作。最著名的由霍布斯《利维坦》（另一部是《大洋国》）就这个永无定论的问题确定了一条推理的思路。乍看起来，霍布斯是支持君主革命的，人们不禁纳闷为什么保皇党不接受他。实际上他主张的绝对权力是一个统治集团。他并没有说是国王、更别说是当时还没有即位的斯图亚特王子了。英国现在的政府形式恰好满足霍布斯的要求，它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利维坦，国王只是摆设，如同冰淇淋上的一坨奶油。
70.排斥与迫害
良知是道德的自我意识，谈到它即引起容忍这个问题。良知寓意着个人主义，而行使个人主义就总有可能产生异见。排斥和迫害的内在理由是什么呢？个人的良知愈强烈，对人的，包括自己的，信仰和行为的评判就愈尖刻。对他人的信仰和道德的怀疑与”热爱真理，痛恨罪孽”的强烈程度是成正比的。稍稍偏离正统绝对是大逆不道。对那些信仰出于理智又发自肺腑的人来说，异教徒威胁着他人的灵魂。
过去的异教徒还算是受了魔鬼的引诱。如今为保全公司的利益，对揭发工作场所中弄虚作假的所谓吹哨子的人同样进行迫害，干脆连归咎于魔鬼的手续也面了。换言之，宗教迫害是一种卫生措施，可以阻止传染病的蔓延。因为灵魂比肉体更重要。既然上帝要他的信徒捍卫它启示的每一个细节，迫害就成了一种责任，也是抵抗精神入侵的自我防御。
这种观点一旦得到积极推行，就成为圣战式的运动，正如我们这个世纪宗教和政治的宗教极端主义。若因原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压制思想自由就说他们反理性则大错特错。其实正相反，像所有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一样，他们理性得太过分了，他们解释文字就像法官解释法规一样严格。在苏维埃时代的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只因与马克思或列宁某句话的意思稍有偏差便受到谴责。
71.巴洛克
巴洛克一词源于葡萄牙语Barroco，指形状不规则的珍珠。直到最近，它一直备用贬低150年来的西方艺术。巴洛克风格最重要代表是鲁本斯和凡尔赛宫。
72.艺术赞助
赞助一词浅显易懂，就是出钱给艺术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会是主要赞助者，后来逐渐为王公和富有的市民所取代。这两个阶层的人虽然仍未教堂和市政大楼订购美术作品，但越来越多的订画是为了装饰宫廷或富商的家——艺术被家居化了。人们认为房子里不应只有主人一家的肖像画，还应该有几幅美丽的风景画以供欣赏和炫耀。人文主义的教皇之所以成为教皇是经由选举，但之所以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却是靠艺术收藏。
73.政治前提下的审美
剧中的冲突既是同法律和理智的冲突也是同其他人的冲突。但是，这些人类的通病和错误要达到悲剧的高度，就必须影响到地位高贵的人。如今这条格言被推翻了，信奉民主的人认为一个推销员之死同李尔王之死一样可悲。此即个人主义理论——所有人都同样重要。这是把政治的前提使用到审美方面。
这样的推理忽略了一点：一位王公或一位伟大军人 的行为影响到全体人民，决定着历史发展的道路。在悲剧演出中，对于后果的担忧使得每一刻都如同体育锦标赛一样扣人心弦。相比之下，普通人的命运微不足道。英雄死了很少再能找到，推销员多得是。
74.正人君子
箴言作家拉罗什富科给“正人君子”下了定义，这个词确定了17世纪做人的楷模。虽然很难精确传神地翻译出来原文含义，但完美的正人君子大概是：“对自己不事张扬的人”。
75.散文
17世纪的几个重要发明：巴洛克式，仿古以及——散文。
现代语言在发展名副其实的散文方面花的时间比找到适合于诗歌措辞的音步的时间多得多。不错，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描写行动的可读的作品，它们的描述随着事件发生的次序进行。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无法表述情感之间和想法之间的相互作用。……直到弥尔顿撰写政治小册子的时候，英文散文还十分艰涩：句子冗长，充斥着一个又一个分句，读的时候得把它们拆开重组。
法文在帕斯卡之前也一样。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因为句法比较简单，因此更快达到了散文的目标。德文保留了示格词尾和绕来绕去的句法，因此完全真身于17世纪的散文潮流之外。从技术角度来看，德文没有像其他现代语言一样变为分析性语言。
应当记住，散文（prose）一词来自拉丁文的prosa oratio，意思是直线式的论说。
76.散文作家
法国人是按直线走的，他们比英国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原因很清楚：他们是天主教徒，因而不必每周去听布道；他们没有公祷书，讲道全靠牧师用拉丁文。只有像国丧这样的大场合采用得着华丽的文体。……他们不像诗人那样有各种束缚，只能用高尚的词语和委婉语——火焰或锁链代表爱情，批羽毛的物种代表鸟，等等。
为了做到简明易懂，自然迸发的思想必须理顺，一句话应该可以一口气读完，句子之间的联系要通过清楚的句法表示明白。字句如若使用正确应尽量减少形象的使用（那可能转移读者的注意力），这样才会看起来像是思想自然而然的表达。但其实它们并不自然。像笛卡尔的《方法谈》中所说的，它是极端自我意识的产物。好的句子如同拆开经过仔细分析又重新组装起来的精密钟表。
77.圣西门
17世纪这方面（散文的清晰性）唯一的例外是圣西门公爵。他可能是各类文学中仅有的一位真正的意识流作家。他的文章违背一切达到意思清晰的指南，而且必须读法文原文，因为译者在翻译中重新整理了他的句子，把意思理清楚了。
78.百科全书的世纪
百科全书——“教导的圈子”——可以作为18世纪的象征。这个时期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坚信它掌握了新的知识，掌握得充分完全，坚信这是实现解放的手段。这种信心来自科学思想的明显进步。科学意味着不管传统观念如何定论，对所有问题都应运用理智来进行分析。
79.洛克
约翰.洛克何许人也？他是个医生，是牛顿的朋友，在斯图亚特王朝期间不见容于他的祖国，不得不在荷兰和法国游荡8年之久。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他结交了一些先进的思想家。詹姆士二世1688年被赶走之后，洛克回到祖国，成为推翻国王的政党的代言人。当时发表的权利选言需要有一位理论家当作者才说得响。洛克正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国外吸收了先进的思想，又在他自己关于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著作中把这些思想雄辩地阐述出来。
80.洛克（二）
在政治学方面，洛克从博丹到霍布斯的研究中获益匪浅，还包括与世隔绝的思想家斯宾诺莎。比如，宽容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国家的论点，代议制国家的好处，清教徒纲领所蕴含的民主思想……简而言之，洛克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以明白易懂的文字总结le早已发展成熟的思想。洛克被尊为首先发现并阐述了“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与生俱来”这条原则的人，这不能怪他欺世盗名，而是常见的文化倾向造成的误会。
《从黎明到衰落（上下）》读后感(二)：西方文明在落幕？
这本书中译本初版时我没得着空读，这次再版，断断续续读完了这本上下册868页的大书。相似时期的西方文化通史，在我读过的里面，这是最好的一部。像这样一本大书，本来难免有些段落写得讲究，有些段落粗放。巴尔赞的书却不是这样，纵览五百年，涵盖西欧各国，却每一段都来得切实精准。现在，我们绝无这样的作者，多数作者腹中货色不多，每年出一部；看人家，宿儒饱学，这本书从发愿到落成，经过六十年。出版之际，作者已年届九十三。
此书好评如潮，这里我只零星讲几点。
作者的博学令人惊叹。无书不知，且不说同样熟悉艺术、音乐、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也不陌生。如今互联网发达，要是还有谷歌，什么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但在文史这一行，会搜索信息与满腹学问满不是一回事。知识在资料库里有一种组织法，装在脑子里是另一种组织法：只有装在同一个大脑里，知识才会勾连成一个鲜活的整体，满腹学问才能满腹经纶。
巴尔赞远不止勤奋、认真、博学，更突出的特点倒是深见卓识。这些深见卓识多半体现在绍述之中。时而，他也就一个论题单独议论一段。这些段落多半深富哲理，读者在这里，比在绝大多数哲学论文那里，应能学到更多“哲学”。
文化与政治交织，这本文化史不可避免会常常触及政治史话题，作者在这方面也颇多深见。有一节说到“政府理论”，本来，没有哪个政府的运作能合乎理论，也没有哪两家政府的运作方式一模一样，政府结构的形成及其实际运作，要看机缘，要随形势与利益格局而定。那么，为什么需要政府理论呢？因为，“西方人总是想与自己的经历拉开距离，客观地看待它们，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到可以传播的模式”。由此就来了理论，因为“对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做合理的解释，到以同样的方式促进改变，向世界提出新的原理或哲学，两者之间只是一步之差”（268-269页），啊啊，这一步之差却差之千里。我也一向认为，人的探究，包括政治探究，总是解释性的；你自探究你那里的政治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其中利在何处弊在何处；你的政治方式，别人当然可能学习、效仿，但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他者，效仿哪些以及怎么效仿，要由他者依乎他自己的情况去摸索。西方则有一种倾向，以为可以由自己的经历构造出普遍理论，既然普遍，就可以到处应用。
另有一节讨论历史学，指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史学的实质和特征发生了剧变……历史学家变成了研究过去的社会学家。”（706页）这一节所阐发的历史哲学极为精当，的确，虽然作者贯通各个文史领域，他毕竟首要地是史家。多种多样的因素促成了这五百年的文化变化，而作者提到最多的是平民化。这一见解，连同他的历史哲学，都深得吾心。
这些大论题，作者多有他独到的见解，行文之中，三言两语的知人知世，则所在多有。“‘研究’成了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词……教学大纲里也许有大量的文科课程，但是，如果不用人文方式教授，它们就毫无教育价值。”（657页）“愤怒可以是一种廉价的感情，随意使用以显示自己的正义。”（342页）是啊，在我们这个“道德滑坡”乃至“道德崩溃”的环境里，千万别以为既然有“道德义愤”泛滥，我们就多了一丝希望。我想，这么一部大书，是得有些这样一语中的的句子穿插其间才提神。再随手从几页范围里摘录两三句吧。“感伤是把行动拒之门外的感情，无论是真正的还是潜在的行动。”（437页）“崇高需要粗犷和宏大，有了和谐就没有崇高。”（446页）“鲍姆加登创造了‘审美’一词。他不可能知道这个词今后会造成何种破坏。”（444页）不说德文，单说中文里“审美”“审美判断力”这些用语，真不知造成了多少破坏。把艺术的鹄的归为美，已经高度误导，“审”这个字更不知所云，难道我们是在审视、审判吗？审再加上判断，似乎真是在审判。当然，找到一个替代词也不容易，但我们不妨试试艺术感受，艺术感受力、领会力。
对于文化史上的人物事件，作者多有独特的判断。总的看来，作者格外属意带点儿怀疑色彩的智者，拉伯雷、蒙田。我猜想巴尔赞会觉得自己也比较接近这个类型。睿智难免怀疑色彩吧。作者对中世纪后期的文化思想评价很高；这类评价这几十年来倒不少见，但这也跟作者不把近现代发展一味视作进步有关。有些不那么彰显的人物获得很高评价，例如19世纪中叶的Bagehot和O.W.霍姆斯（那位美国著名大法官的父亲）。反过来，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名，并未多说多论。Bagehot和霍姆斯那两节各占两页，莎士比亚一节也不过三页，而且，这一节并未放到他生活创造的16、17世纪之交，却放到两个世纪后其地位确立的年代，更有甚者，Bagehot和霍姆斯获得的都是好评，而莎士比亚——歌德那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布鲁姆称之为西方经典核心的莎士比亚——浑身都是缺陷。对某一作者的具体批评，我当然常常并不同意，不过，在我读来，这类贬评，未见得是作者的周全评价，更多是针对一些流行看法提出争议。听听主流之外的评价——只要评价者不是刻意在标新立异——通常倒有益无害。毕竟，这不是一本教科书，更不是咱们这里的教科书，似乎随便哪个写书的教授都是在为历史人物做所谓的全面而公正的评价。我更喜欢巴尔赞的写法：我们街上人不知道的事多谈几句，我们都知道的少谈几句，得到普遍推崇的不妨多谈谈缺点，反正是个人看法。
这本书的书名叫“从黎明到衰落”，所以，说到这本书，不能不说说作者的文化大势观。1500年，大致是西方走出中世纪的年代，是黎明，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今天，日薄西山，这个伟大的时代落幕了。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但很少人做出这样明确的判词。作者说，的确，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情况已经相当明显，但生活在彼时的人毕竟仍在庐山之中，不似现在，西方文化的衰落已经明明白白。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水岭。可以看到，就在那段时间前后，文化人的政治观发生了巨大转变。巴尔赞列举了一系列鼎鼎大名，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涂尔干、汤因比、柏格森、庞德、马勒、理查德·斯特劳斯、邓肯，他们纷纷歌颂战争，吹嘘本国军队，煽动对敌国的仇恨。尽管作者列举了这些人以及很多其他名人，我们仍不难再续上胡塞尔、舍勒以及更多的名字。据巴尔赞称，实际上只找得出五六个人像罗素那样的例外。他接着说：“在拿破仑战争中从未发生过这类情形。”（760页）当然，古代更不是这样。这种巨大的转变由何而起？这是我们每个关心文化史的读者都愿认真思索的，作者也努力加以解释。
这当然只是当代文化衰落的一角。巴尔赞笔下，西方文化方方面面都在衰落。有救吗？西方曾没入中世纪，在无垠的文化废墟上，这里那里，一两个修士在修道院昏暗的油灯下，阅读誊写古代辉煌文明残留下来的文著。如今，说不定这里那里也有几个有心人，未被大众文化的滔天巨浪所裹挟，他们坚持学习已被忽视的文学和哲学杰作，揣摩无人问津的绘画与乐曲，坚定地认为只有它们才与“更充实的生活”相辉映，默默地守望文化的再生。（8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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