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和“诸神之争”是我们在前面谈到韦伯的两个重要的命题。如果说现代社会是对古代世界的“先破后立”，那么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描述了现代性“破”的一面。那么现代性“立”的那一面，也就是现代社会究竟建立起了什么？我先给出一个词：工具理性。
在现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但其实我们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谈到钱这个话题，我们的取向好像就很一致。我们都承认，不论追求什么，金钱都是有所帮助的。
难道我们都是拜金主义者吗？科学家、诗人、或者沉浸在恋爱中的年轻人，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能是科学、是艺术、是爱情，但他们也都会承认，钱是很有用的。
若亦书
韦伯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有一个比喻，他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
这时候，“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就要登场了。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一种叫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做什么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我打个比方，我在外地开会，家人打电话来说要我赶紧回家。我一计算，飞机最快，机票的价格也能接受，于是就订了航班。这里运用的就是工具理性。
我说了一个词：“计算”。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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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性又是什么呢？还是同一个例子，在外地开会，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家。但这一次，订机票之前我突然想：不对，还是得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事，看看值不值得为这事回一趟家。这时，我考虑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
其实，这这些就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表现。运用工具理性是做事实判断：飞机和火车哪个更快，这是客观事实，可以计算。而价值理性是要做价值判断，复杂得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找工作。工作并不只是为了钱，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你擅长这份工作吗？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甚至，这份工作代表的事业，是你的追求吗？这些问题，算是算不出来的。价值理性，就是用理性来判断目标本身是不是有价值。这时我们也会用理性去权衡，但是要考虑许多主观因素，所以就很难有标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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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在社会层面，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了：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结果就是，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成为一种通用逻辑，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
官僚制：新组织制度的崛起
这带来了什么变化呢？韦伯认为，这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
我们平时经常批评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并不相同。官僚主义的特征是效率低下，而官僚制恰恰是要追求高效率。这种高效强调的是系统的整体效益，而不是你个人的感受。官僚制的特点是上下级结构清晰严密，有明确分工，每个位置都要按规定行事。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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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系统运转精确、稳定，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效率高，执行力极强。
就在韦伯生活的年代，一战之前，德军参谋部曾经制定过一个著名的军事计划，施里芬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思想是打“时间差”，先西后东，先快速拿下法国，然后集中力量对抗俄罗斯。在这个计划中，时间极为重要，精确到了每一天：第12天打开比利时战略通道，第22天跨过法国国境线，第31天占领巴黎。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剧本”。
德军参谋部敢于做出这样的计划，底气就是德国统一之后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就像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可以控制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和工业体系，一切为军事活动服务。有这种执行力，如此高精度的军事计划才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是官僚制的强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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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非个人化”，也就是“对事不对人”。为了追求效率，人被简化成一套指标，和任务无关的个人因素则忽略不计。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此一来，无法被计算的复杂个人，就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据。
比如银行处理贷款业务的时候，不必去细心考虑每个客户的复杂情况：这个人贷款是为了上学、为家人治病、或者是为了事业发展？银行要采集的是指标：贷款数额、信用记录、抵押保障、还贷能力等等。把个人情况变成数据，通过计算，系统就能够高效地处理大量任务，保证效率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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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如此，对内也是一样。官僚制的自我组织同样遵循“非个人化”的原则：原则上，安排一个职位，只看这个人能不能行使这个职位的功能。一个程序员，就看你写程序的能力；一名销售，就看你的销售业绩。
这有一个明显的好处：任人唯贤，以工作成绩决定职位安排。遵循这种原则，能够从大规模人群中相对快速、有效地选拔出需要的人才，提高人才的利用率，也推动了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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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可是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工具理性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类问题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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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主要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也就足够了。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最后却变成了目标，把以前的目标，以前的“诗与远方”给淹没了。
为什么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呢？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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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化到“现代的铁笼”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部分，价值理性是用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工具理性的扩张，使得官僚制这种强大的组织形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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