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他处于两难之间:不敢放弃奢侈生活，也不能否认曾经的理想——这个苦闷是他"复活"的伏笔。不同于一味寻欢作乐的阔老爷，聂赫留朵夫是为了不堪折磨迫使自己忘却被他玩弄后抛弃的喀秋莎。
顺理成章写出聂赫留朵夫的转变是一大难题。
但托尔斯泰做到了。
陪审席上的聂赫留朵夫认出喀秋莎的那一刻，唯一担忧自己的名誉扫地——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合盘托出，以免当众出丑。
审判结束不久，空想主义的精神探索者终于采取了实际行动，迈出意义重大的一步，踏上告别旧我的第一个台阶:鼓起勇气，进监狱探监！但此时的他还是居高临下地审视遭他蹂躏的那个女人。直至重逢后的行为，话语，他竟发现对方不以妓女的身份为耻"反而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
面对喀秋莎直指内心的质问，他才决定改过自新。这一切暴露无遗，令人触目惊心——他本以为，喀秋莎会为他那真诚的认错而感动，原谅他在巴伏伊的所作所为。
可对心理认识尚显肤浅的大老爷想错了！
喀秋莎非但没有宽恕他对自己的伤害，相反怒斥一通，让两人的旧事重现。
从此以后，聂赫留朵夫开始背叛"可憎又可耻，可耻又可憎"的上流阶级。
他先否定了故我，接着是他的贵族朋友，父母，再到所有的帝俄贵族。为解救喀秋莎，聂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农村，访问一位又一位的法官，将军，部长，大臣，宫廷侍从。在四处奔走的过程中，他目睹了种种丑恶，对此感触颇深想，并逐渐由为喀秋莎转为下层人民，产生和增强与老爷夫人们决裂的决心。他愤怒抗议沙皇专制统治，揭发统治者们数不清的罪恶，散发出革命风暴临近的压抑气息。
托尔斯泰尖锐的指出沙皇制度是罗斯不幸的根源所在。
例如审理喀秋莎一案即是十足的讽刺剧:庭长急于同瑞士情妇幽会，故而心不在焉，想赶在6点前草草结案收庭；主审法官一早与夫人吵嘴，后者威胁断炊，因此开庭后他一直为此忧心忡忡；一心同喀秋莎做对的副检察官贪恋她的美色，他亦是无可救药的蠢货；陪审员们——包括那是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伙没头没脑的老爷。
可想而知，聂赫留朵夫与一群高高在上，假仁假义的大官打交道是怎么一回事——枢密官自以为十分正派，如骑士一般廉洁奉公——这是指他天经地义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迫害异族人（波兰人）为荣，使他们破产，坐牢，流放，甚或侵犯家人财产。
德国男爵出生，掌控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老将军。一生战功卓著，获勋无数。他平时只在纽扣孔里挂一枚白十字章——当时他在高加索服务，统帅剪短发的士兵，用步枪加刺刀屠杀了上千名当地起义军；他特地为政治犯开设单身牢房，使他们"十年内因饥饿，发狂，痨病，上吊，自焚"而死。这个狗腿子的准则是"万物皆可变，唯独长官的命令不行"，他还时不时告诫自己，不能对"他们"心慈手软，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皇帝陛下的意志。
退休大臣察尔斯基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因而刚愎自用——他有一笔上万卢布的年金。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坚信鸟儿天生吃虫，披羽毛；他则天生吃山珍海味，穿华贵衣袍，坐豪华的四轮马车。
看，这群帝俄国度的蛀虫！
可无独有偶，东正教的官方教会更加滑稽。他们不惜花费重金重修监狱教堂，使之色彩鲜艳，金碧辉煌。祭司将切碎的面包浸在葡萄酒里，成为祷告中天主的血肉。他率先吃掉那团血肉，再擦干净唇须；唱诗班吟诵"圣子耶稣，宽恕你的造物吧！"囚犯们匍匐在地，之后爬起来，把剩下的一半头发向后甩，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哐啷作响。本次活动的负责人波托洛夫，一个看穿骗局的无神论者，也是一个东正教会的卫道士。他把大众必成鸡，宗教（此处指东正教）则是喂鸡的腐肉，鸡喜欢吃腐肉，那必然要用腐肉喂鸡。他们自己空有知识，却不用于造福百姓。
讲完了统治者的权术，再来说说被统治者的境遇。
本书伟大之处主要在于并非单纯反应喀秋莎的个人命运，还揭露了广大人民的苦难:被诬告为纵火犯的明肖夫母子。律师一眼看出，为捞一笔保险费，酒店老板自己放火。得益于侦讯官过分卖力，检察官的初心大意，喀秋莎口中顶呱呱的老婆子明肖娃被关进大牢；130名外出谋生的泥瓦匠由于身份证过期被当成可疑分子关押，典狱长深知他们的清白，但革命风潮盛行，不加看管的老百姓"会变坏"。
监狱之外，人民依旧在受苦受难。而这些，是养尊处优的聂赫留朵夫不敢相信令他感到不寒而栗的真实存在:儿童夭折，妇女劳作，老人病重。一户人家的男人因偷窃被捕，女人以讨饭来养活自己和她的三个幼儿"那娃娃活像个小老头，摆动痉挛的大拇指，扭动两条蚯蚓般没有腿肚的细腿"。巨额罚款压着他们踹不过气，因此他们做工，为大老爷累死累活的做牛做马。
市民们的处境有所好转吗？
不！甚至更甚。
脸色惨白的洗衣妇们胳膊干瘦，她们患有痨病。无论冬夏，窗户一直敞开，天天在30°高温下的肥皂蒸汽里清洗衣物。油漆工脚套破鞋，从头到脚遍布油漆。马车夫一身灰土，面色乌黑。乞丐衣衫褴褛，脸孔浮肿，站在街角要饭。
喀秋莎原谅聂赫留朵夫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他为力所能及的冤案出力，任劳任怨，百折不挠喀秋莎为他的一片诚意感到欣慰。聂赫留朵夫二次探监时，她像往昔那样亲切的称呼他"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喀秋莎一向认为他是她所遇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另一个是西蒙松），尽管他曾残酷的伤害过她。他们间的感情圣洁真挚，原封不动的深埋于记忆里，就像蜜蜂严实封存一窝螟虫。深情的喀秋莎还可能重新爱上他，只不过这感情相较以前大大褪色，芬芳早已散失，鲜艳娇嫩的花朵已经凋零。
她不再是少年女，他不再是青年。
然而喀秋莎拒绝聂赫留朵夫求婚的真正原因，是娶一位身份下贱，尤其是当过妓女的女人为妻，势必影响一位贵族在贵族圈中的地位。另一位求婚者，政治犯西蒙松，不嫌弃她的身世，与她一同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她以前从没与他们打过交道，无法想象这些极好的奇人。她敬重，信赖他们远超过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恋，因此他们的结合合乎情理。
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反抗沙皇制度的革命家——政治犯。
革命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比如这时期的民意党人，而革命党人有不一定具备高尚品格。
农民革命家纳巴托夫并不打算摧毁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而是重新分配内部房间即可；马尔凯信奉虚无主义，疯狂打击当权者；他们的意见领袖诺芙德沃洛夫爱慕虚荣，心胸狭隘，相当嫉贤妒能——以便于他的自我表演，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西蒙松反对杀生，是素食主义者；谢基尼廖娜原是贵族小姐，19离家出走，因利他判刑。也正是有了他们，喀秋莎得以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在作者的心目中，革命分子远比贵族反叛者崇高，西蒙松比聂赫留朵夫伟大。
托尔斯泰的初衷是饱经磨难的两人终成眷属，遭沙俄政府流放至西伯利亚，过着辛福安宁的生活。可这违背事实，纯属个人意愿。他得出结论——男主角不能复活女主角，再生的女主角也不可能同男主角共同生活。本着"艺术不能撒谎的原则"，他最终动笔写下定稿，也即今日读者所见的《复活》。
经典名著的诞生意味大量心血的投入。1889-1899创作《复活》的10年间，托尔斯泰去过各省监狱，上法庭陪审，下各地农村，接触法官，狱卒，律师，囚犯各色人物，九年内先后写出3份草稿。其工作态度真可谓严肃认真，精益求精——把自己的肉投进墨水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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