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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春,父亲生于柳河。
柳河那地方,空有一个妩媚的名字,却无相称的风景——也许风光也不错,我终究没去过——岁月贫瘠,人的眼里都是饥饿与疲惫。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父亲头上有一个大哥和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大爷爷家还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人多嘴多,全家能下地走的都须是劳动力。父亲常说他五岁时天不亮就要起床,拖着比自己还大的爬犁上山砍柴禾,一家人要指着这些柴禾生火做饭。他个子不高,力气却大,砍起柴禾,比别家的大个儿装得多。
他说上山砍柴天天都累,又说冬天把爬犁当雪橇,从山顶滑下来好玩。在柳河的时候没有好吃的,家里也穷。夏天有人叫卖两分钱一根的冰棍,他只能咽口水,吃不起。一年到头吃苞米面窝窝头,偷偷薅一根大葱就能当零食。等到过年有白米白面,连菜都顾不上吃——所谓菜,不过是白菜土豆在一个大锅里熬,滴一滴油,撒点盐。但说起去山上挖野菜,摘榆钱,又好像津津有味。后来搬去平山,我的爷爷开始打猎,家里就常常有肉吃:野鸡,狍子,乃至野猪。只有到了开学时,家里没钱交学费,打来的野鸡就不能吃,要拿着去路边换几毛钱。现在他见到有人在农贸市场上卖野鸡就要撇嘴:野鸡有什么好吃的?又粗又硬!都是城里人作。还是家鸡好吃。
他和我讲小时候疯跑野玩的事。他年纪小,个子矮,力气却大。跟村里的男孩摔跤,打架,都不落下风。有一次他和我五叔被人堵着,结果两兄弟气势如虹,反过来打跑了四五个同龄的男生。他俩盯着一个追着要打,那个人跑太急,脚脖子被草梗划得都是血印。他说小时候玩着玩着就天黑了,爷爷生气地出来找他,他怕挨揍,躲进草垛不敢吱声。他说我爷爷打人可疼了,那时候他就想,以后有了孩子,绝对不上手揍。
父亲小时候的照片,我只见过一张。黑白的,似乎是一岁时候照的,脸上胖嘟嘟,还没来得及挨饿。那张照片被奶奶剪成了一朵花的形状,和很多其他照片一起贴在一个相框里。小时候我被问:你和你爸像不像?我看着胡子拉碴的父亲,只知道摇头。他们指着那张照片给我看:你看那个,一样一样的!我那时能说话了,看着个小婴儿的照片,也不知道像在哪儿。后来我把自己一两岁时候的照片和父亲的照片并排放着,才发现真的像一个模子出来的。所谓不像,只是岁数不一样。要是岁数一样了,就像了。
2
我小时候并不像他那么淘。我从小就乖,爱看书,说话细声细气,吃饭细嚼慢咽,学习成绩很好。
他说我随他。
他小时候成绩还真的很好。他说老师动不动就叫他到前面去表扬他,跟全班同学说:“你们看他,个子比你们都矮,成绩可比你们高多啦!你们得向他学习!”老师还要他管班级的纪律。他个子小,自习时站着够不着讲台桌,眼睛都露不出来,得跪在椅子上。他说他比哥哥弟弟的成绩都好得多,还曾经蹲在窗户底下,帮高年级的三哥作弊。
然而那时候毕竟文革刚刚过去,“好好学习”尚算不上时髦。村里没几个文化人,老师连半吊子都称不上。他说自己上了高中,便要偶尔给初中学生代课。拿着高中的物理题目去问老师,老师看看说:“放着吧,我想一想!”从此便石沉大海。念念不忘,没有回响。高考的时候他拿着蘸水的钢笔,写两个字要蘸一下水。在高考的卷子上,他平生第一次见到log和e,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常说,当初要是有个好老师,或者买几本像样的教材和练习册,可能就考上个好大学了。他说那时候练习册要两毛钱一本,买不起。
说完这话他就摸摸我的头说,不过要是真上了好大学,也就没你了。
父亲高考的时候十六岁。他考了两百五十多分,距离大专线差了几分,于是去了林校,一个中专。据说入学时校长都来看他,跟他说:“你就是那个考了两百五十多分的高材生啊!”那时候的父亲终于有了几张像样的彩色照片。二十来岁的他,肌肉结实,眼睛放光。只是个头不高,留着土气的八字胡,算不上帅。他在中专里成绩出类拔萃,并且喜欢唱歌,打球,喝酒,交朋友。因为之前的动荡岁月,他的同学有不少年纪很大的。他宿舍里有个大哥,是他本家,连表辈分的中间字都一样。俩人认识快四十年了吧,现在交情还是很深,去年还一起去了香港旅游。
3
父亲不高,不帅,也不富,但在学校还认识了母亲。我故意当着父亲面问母亲:我爸那么矮,家里也穷,你看上他啥了?我妈说,看他学习好,人品也好——那时候人多单纯呐!父亲哈哈大笑:当时喜欢我的人不少呢!班里还有个女的,叫什么来着?动不动就来帮我洗衣服。大高个儿,麻花辫,家里条件也好——就是长得磕碜点。
因为谈恋爱,父母毕业时被同学举报——那时候,“搞对象”似乎在道德上还是个不大不小的罪名。最后,本该是母亲的分配名额旁落,父亲一个人分配到了冰城。那时候爷爷带着全家已经搬到了冰城的市郊,群力乡仁和屯,后来有了个“民主XX街”的名字。母亲家在鹤乡,结婚时没条件搞接亲迎亲那一套,就借了街坊的一个房间,走过那么一百多米,算是迎娶了。彩礼嫁妆悉数欠奉,仪式宴席一概从简。父母的新房是一个小里屋,有个四五平方米。一张炕,一个缝纫机,两个大箱子,就把屋子堆得满满当当,没窗。那是我第一个家,和爷爷奶奶大伯大娘在一起住。
他和母亲结婚后,为了争取一个调动工作的名额,申请支援边疆建设,一个人去深山老林里工作了两年。那几年俩人也没闲着,母亲进修了大专,学了财会,后来调到父亲的单位就一直做财务工作;父亲拿到了一个林学学士学位,那大学后来还入选211工程。他偶尔从山上回家来探亲,小别胜新婚,便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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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都到冰城工作以后,父亲每年要上山,进林子搞勘察,他们叫“出外业”。在山上那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风吹日晒,每天要走几十里路,但补助多。他说黑龙江的每一片森林他都去过,山上种了什么树,几公里外一打眼就能认出来。山上遇到了野菜,随手采,回到营地和罐头一起炖了吃,好吃又有营养。他说有时候天色晚了几个人要在野外过夜,就靠着一棵大树轮流睡觉——得有一个人醒着,怕狼。他说一个人走山路要时刻往身后挥棍子,狼会上来扒人肩膀,趁你回头就咬断喉咙。他没遇过狼,但是遇过熊瞎子。他说当时自己一个人,很害怕,就冲着熊瞎子大喊大叫,熊就跑了。他走上去看脚印,熊跑得急,脚底下都打滑了。
听父亲讲这些,小小的我觉得非常惊险刺激,觉得父亲十分了不起。听他说到“一不留神树上的毛毛虫就吃进嘴里了”、“见到蛇,捏住嘴巴撕开,回去可以炖汤喝”,我一面觉得恶心,一面又乐得打滚。
父亲说,有一次他从外业回家以后哭了。因为两个月不见,我不认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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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快四岁了,三口人就从奶奶那里搬出来了。那时候父母在同一个单位,有资格住单位的房子。那房子在哈尔滨西郊,没产权,一室一厅,六楼,当然没有电梯。那时候暖气烧得不好,到了冬天,一家人在屋里要穿羽绒服。但相比之前,总算是自己的家了。他们为新家买了一套实木家具,花了上千块。后来又买了个电视,21吋的,索尼原装,上面一个中文字也没有,是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花了四千块,简直是天文数字。
那套家具,那个电视,那个小而冷的房子,就是我的童年。因为住在市郊,所以来往的车辆很少,小孩子可以放心地跑来跑去。家附近有几个花园,夏天吃过晚饭,父母会带着我去散步。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强壮,我也瘦小,于是可以抱着他的小臂荡秋千,看着他的二头肌鼓得像个小山包。他带我在园子里认植物。大部分都是稗草,抽出草芯可以当哨子吸。有很多三叶草,父亲跟我说这草可以打来喂兔子,开花是白色的,又叫“大米饭花”。听到“大米饭花”,我就被逗得咯咯直笑。爬山虎旁边常伴着一些啤酒花,绿色的,一股子香气。树根下有牤牛苗,种子剥下来可以玩顶牛。他会用手夹住柳叶当口琴,我后来也学着能吹出个响来。我们会在马路沿上比谁走得久不掉下来,还会拿公园的铁管子打土电话。冬天可以在雪地里打滚,夏天就抓蜻蜓蝴蝶。我胆子小,不敢抓,父亲就抓了递给我,我用手指小心翼翼地夹住蜻蜓的翅膀。他用手比人家用网子还厉害,几分钟,我的两只小手就抓不下了。
那时候家里依然不算富裕,但父母在我吃的方面颇为用心,印象里每顿饭都有荤有素,常常有鸡蛋吃。但恍恍惚惚地又觉得好像未必,大葱蘸酱就米饭,似乎也吃了不少——也许只是我爱吃大葱罢了。做饭的大多是父亲,因为在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谁做饭好吃,我毫不留情地选了父亲。母亲做饭真的不好吃,从前就不如父亲,现在也不如我了。父亲会炖牛肉,扒肘子,红烧鱼,个个硬菜都色香味俱全。炒个干豆腐,拌个老虎菜,也比别人做的清爽可口。直到现在,逢年过节,亲戚们都会吵着吃他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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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千禧年之前,父母终于买了自己的房子。搬了新家,倒是没添置什么家具。就是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把那套家具换掉。那台电视也是前几年才换成了液晶的。想想好笑,以前赚几百块的时候都能买四千块的水货,现在收入变成十几倍了,反倒连千把块的东西都心疼。
说到赚钱养家,父母一直都信奉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朴素奋斗。他们在同时代的人当中算是难得的知识分子,俩人都是高级工程师,工资收入也还算体面。只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国企改革,在风云突变的时代背景下,他俩本分得有些落伍。他们不大懂投机取巧,知道一些发家的手段,却不大愿意去做,宁可过一点本分的日子。那时有人靠门路倒卖树苗,一趟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利润,父亲一直没做过。有人跟着领导屁股后面“活动”,父母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工作没几年时,有个升职的机会,那时候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可为了不和同组的一个老哥竞争,他干脆就没参加。母亲埋怨他,他就撇撇嘴:不送钱,选也选不上的。
父亲后来调去了一个办公室。那个单位人浮于事,工作靠外包,连领导的位置都没人愿意来坐,实在需要个能干活的了。他来了就开始负责工作,头衔虽然升不上去,但活自然都是他干——他也想指挥别人,但有些下属不过是官宦家的半文盲,实在也指望不上。我不大懂他具体做什么,只知道工作的一部分是做占用林地的可行性研究——想搞开发,要占林地,能不能占,占了赔多少,要看他的结论。所有人一耳朵听见就觉得这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事,然而他诚诚恳恳,一丝不苟,自己两袖清风,别人咬牙切齿。他很快把这里的工作抓起来了,领导们也就笑呵呵地来了。他没话说。只是要招后辈的时候,他强硬地要求调了自己从前的一个徒弟——他亲手带着教的,能干活。
从此他就带着徒弟和司机往全省的山林里钻。官场上那些蝇营狗苟,父亲其实是懂的,只是不爱做。后来好多次竞聘上岗,父亲真的参选,依然不肯“活动”,就连本单位的位置也没选上过。送走一个领导,就欢迎下一个。母亲有时怪他死脑筋,他也不会反驳,只会叹口气说: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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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心里就好像有一块石头,母亲不懂,我也不懂。好在家中虽然没大富大贵,但靠着他们两个的工资和补助,也算得上温饱不愁。他们赚钱诚恳踏实,花钱也谨慎爱惜,那时候物价平稳,我们也不觉得拮据局促。但他们有时又显得大手大脚。他们对我的零花钱管得很松。每天早上父亲问我:兜里有钱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有。父亲撇撇嘴:够花吗?再给你点。就塞过来五块钱。我要是说去书店逛逛,父亲总会给我一张百元的整票:喜欢什么书别站那儿看,买回家里来!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不想让我去对口的中学,一下子掏两万多块钱来,送我去了一个有些名气的学校。
父亲生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之间,经济条件参差不齐。父亲的一个姐姐,全家是东北老国企的职工,企业效益差,常常需要些帮衬;弟弟在学潮中退学回家,倒插门后又离了婚,只能瞎混。在我们温饱不愁之余,父亲便时常资助他们:说是借钱出去,然而毕竟知道未必还得回来,他也从不开口去催。那时候奶奶跟着大伯住,然而大伯一家也不富裕。我们一家人每周末都要提上肉和菜去看望老人,逢年过节,更要带着酒菜过去,父亲还要掌勺才行。等我长大一些,懂了些虚荣之后,便忍不住怪父亲:在别家花费太多,却不肯让自家人多享受一点。父亲有时会跟我生气,有时也默不作声。他总说,这是家啊——你没有兄弟姐妹,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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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的确实不多。父亲成绩好,脑子好,但却不像有些聪明人那么机灵,我自然也没处学,只知道好好学习。从小学到初中,我都算得上好学生。然而他们似乎很怕我成为书呆子,不仅要我好好学习,还喜欢带我去各种酒局。上初中的时候,我喝上三四瓶啤酒也不觉得怎样,父亲就很高兴:龙生龙,凤生凤!
父亲从小便待我如兄弟,他没架子,我也不怕他,勾肩搭背,打打闹闹,嬉皮笑脸,没个正形。那时候我家在五楼,他每次回家走到三楼就会吹个口哨,我听到了就去开门,等他一进门,爷俩心照不宣地一笑。每当这时母亲就有点嫉妒。有时她敲了门,我走到门口,能听到她努力地“嘘、嘘”,可是吹不出声儿来。
后来家里有了电脑,父亲见我跟同学聊天打字运指如飞,腼腆地叫我教他打字。他有时在家用word写报告,只会用二指禅戳。我便教他怎么把手放正,哪个手指负责哪片字母。然而他一会儿碰到大写锁定,一会儿碰到插入改写的开关,他就大发雷霆,我也气鼓鼓地觉得他笨手笨脚。于是他又改回二指禅,宣称:我打字在我们这辈人里,还算挺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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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上高中后,父母带我去看分班,一路上喜气洋洋——那是省里最好高中的尖子班。父亲四下看看,喜上眉梢:你看看人家三中的学生,个顶个儿,长得就聪明!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只是在个顶个儿聪明的学生中,我就不再那么突出。几次考试下来,我在班里成绩只是中下。他们俩就开始唉声叹气。父亲老说,我当年就是没有你这条件,要是有,我能考上清华!我也不敬地腹诽:清华?不过考上个中专!学士学位还是函授的!
上了高二,开始住校,我心里乐开了花:终于不用在家听你们唠叨了。那时候周六回家,开门的时候父亲总是在厨房,听见我的动静就说,我马上就炒菜,你去洗手。吃完饭了,收拾了桌子,他又说:你放着吧,碗我来刷——其实我从来也没刷过碗。他们还是很关心我的成绩,希望我能考上清华北大,但毕竟一周见面两天,即使我说想上北邮,他们也还摆出和颜悦色来。
高三的时候,我和他俩的关系绷得像一根弦。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今天在单位被问到你的模拟考成绩,人家听了后说,“啊呀不会吧,你家孩子成绩不是挺好的吗”——我都不知道怎么答人家!我当时很想拍桌子反驳回去,可是看着他落寞的样子,终究还是叹了口气。
后来我好好学习,瘦了将近二十斤,居然真的考上了清华。那时候开始,他终于会在喝醉之后一脸满足地说,好小子,比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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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上学以后,我们就很少联系,最多一周通一次电话。打通了,也不过是聊聊生活费。那几年物价正飞涨,高中食堂三菜一饭只要三块钱,到了清华的食堂就要七八块;高中七块钱一碗的牛肉面,在北京的连锁店要二十块。高中时觉得吃上一顿必胜客要五十多块,简直铺张浪费,然而到了北京,百八十块钱不过像阵风。但我的生活费都是他们在学期初给我的,所以他们问我,我也就老老实实地说:还有不少,不用操心。
到了大二,我开始在外面打工,跟自豪地告诉他们:不用再给我生活费了。再跟他打电话,他就常常说,“累了就不要做了吧,爹妈还养得起你”。到了大三,我一个月赚得到四千块了,每次回家开始给他们带一点小东西。给父亲买过一件衬衫,优衣库打折的,99块,他去年来美国的时候还穿着。还有一个打火机,也不值钱,但他平时都只舍得用报亭一块钱一个那种,这个要留在家里给客人显摆。
其实我一直也不大确定他们两个人到底有多少钱,有时也怀疑他们是不是信了“穷养儿”的毒鸡汤。大三时我跟他说,我一个月赚得到四千块了,比你赚得多!他就笑:你想得美!我上了大学以后,他们两个心心念念的是让我出国读研究生。父亲语出豪迈:只管去考!我们供你!然后,想了想,又说:可以供你一年,后面的就自己努力打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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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想出国。同学之中,出国的风气很重,我也早早知道倘若出国,倒不用他们操心我的费用。然而学了化学,读到博士,又能如何呢?对我来说,空辜负了二十几岁的大好时光。大三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想直接工作,不想继续读书。于是三个人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那时候的我还没有现在这般不孝,也没底气,怀疑许是自己见识不够。于是吵来吵去,竟屈服了。
于是接下来便辞了工作,专心考试和申请。因为去向并不是我自己的心意,在大学里成绩又比较差,硬着头皮申请,压力也大。那段时间脾气暴躁,跟家人说话很少,跟母亲是常常抱怨,跟父亲呢——依然是老套地聊聊钱够不够花。然而这时的钱的确不大够了,跟父亲说了实话,他就说:那好,回头让你妈给你打钱。
他只会叫母亲给我打钱,因为他不会用网上银行——其实母亲也不大会用,但为了给我汇款,请人来给她演示,还认真地做了笔记,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父亲面对电脑,比起几年前的二指禅,并无长进。我教他用QQ,刚申请了QQ号,他就皱着眉头不耐烦:给你打电话不就得了?能花几块钱!我逼他记密码,给他加上了我和我妈。要教他怎么加其他人,他就摆摆手:行了行了,加你俩够了,我要买菜做饭去了。
我拿到了offer之后,他们还不敢相信:学校不收学费,还给你钱?反复确认了,他们似乎还有点小小的失落,那份为了孩子一掷千金的豪迈不幸落空了。父亲问我:那我们还是得给你点钱吧?我笑:我的补助比你俩工资加起来还高呢!父亲眼睛转了转,又问:那你刚到那边,啥都没有,还是得给你点钱吧?不得给你买辆车?我想想说,我自己攒攒呗。他又小心翼翼地问:得多少钱?我说,一万刀足够了。他听很高兴,一拍桌子:攒什么攒?别亏待自己!一万刀够干什么?给你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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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刀还没到手,出国前我倒是挨了一刀。我一直以来都有痔疮类的病,发作起来痛不欲生。既然准备着要出国,他们便坚持着要我做手术:趁他们在身边,可以照顾我。
医院里的规矩我是不懂的,都靠父母打点。他们好像轻车熟路,我的手术没排多久便做上了。麻醉不痛,主任操刀,护士长也神奇地给我们变出了一间私人病房住。每天换药,医生似乎也温柔,只是刀口疼。手术完的第二天,换了药,疼得不敢动,父亲一弯腰,把我直接背回了病房——我那时候大概有一百七十斤了,我在他背上,眼看着他额头出汗,沿着脸流到衬衫上。我在病床上哭了,问他,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他说,我刚才看你疼得手都哆嗦了。他又说,幸好我还年轻,背得动你。
父亲一向热衷于和朋友打牌喝酒,但我住院那一个月,他却每天守在病房。我其实毫无危险,只是不敢迈步,但他和母亲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照顾我,着实让我过了一阵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日子。他们说,伺候你一下吧,让我们想起来你小时候了。感觉还挺好的——恐怕以后也没这机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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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准备要去美国了,母亲就没头没脑地忙活了起来,被褥枕头想让我带着,锅碗瓢盆也想让我带着,恨不得让我搬一个家过去。父亲在一边皱着眉头啧啧不满:不如带钱!等我到了美国,虽然父亲已经大概会用QQ了,但因为时差,所以还是靠我偶尔用SKYPE打电话回家。而我也总是疏于问候,只在周末偶尔心血来潮聊上几句。有一次通话,母亲告诉我,父亲又要竞聘一个职位,他年纪大了,这次再选不上,以后也就死心了。再通话时,父亲就跟我说,他现在只剩下一个竞争对手了,刚刚演讲完,明天会出结果。论资历,论能力,论演讲的表现——这一次选上的机会是很大的。挂了电话,几分钟后,QQ上又收到父亲的文字信息:其实这段时间人家是等着我们送钱去的——但我不想那么做。
我想,好吧。怎样呢?——我不懂。
然而第二天就收到母亲发来的消息:你爸进入公示期。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赶紧打电话回去祝贺。老爹带着酒气接了电话:那天跟你QQ完了之后我一分钱也没送——要是买官的话,我不早就买了吗?花钱买官,当官的时候就得把钱捞回来——那不就犯错误了吗?你看,你爹我干干净净的,还是选上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好,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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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放下电话,我一个人跑到图书馆的角落抹了一阵眼泪。说不上为什么,大概是有点心疼这个老头,也有点被他宏观叙事中的庄严感震慑了。他工作了将近三十年了,末了这一点点公平,就让他心生这样的感激。原本我只是不懂他,可公平这件事竟然落到了他的头上,我也不懂官场了。
然而到了年底,几次和母亲通话,提到父亲,她就说“去北京出差了”。逼近年关,还是没和父亲说过话,我终于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头。母亲言辞闪烁,在我逼问之下,终于说出,父亲被带走接受调查,似乎和贪污受贿有关。
转过年来,我回国的时候在看守所见到了他。他被剃了头,本就不多的头发,看着像个草草搭成的鸟窝。瘦了很多,头发白了很多,胡子也跟着白了很多。他带着手铐出来的,管教见到我们,给他打开了手铐,母亲就赶紧给他点了一根烟。他抽着一根烟,满脸镇静,行若无事地跟母亲寒暄了几句。看了看我,给了我一拳说:你瘦了,不过好像也壮实了。我说不出话来,怕一开口就会绷不住。这种不合规矩的会面必须草草收场,管教说:差不多啦,得回去了。父亲就狠狠地抱了母亲一把,母亲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他松开手,朝我们扬了扬下巴,示意我们离开,自己转身就走了。
他回到家时,已经在看守所里过了一年半。原来是他的徒弟做补偿款报告的时候收了十四万贿赂,还要分给他五万,他没要,把徒弟训斥了一顿。偏偏那时候爷爷出了车祸,他心急火燎,没顾得上跟进,没想到他亲手带的徒弟自己把钱留下了。被检举后,检察官是新官上任,看到父亲这个职务,心想一定能办成大案。然而父母的账户财产被翻来覆去地查了一年多,查不出一分来路不明的钱。父亲回家了,那徒弟被判了十五年。母亲说起那个黑瘦的徒弟,依然咬牙切齿。父亲也恨他,可是又似乎有点不忍心:他爹妈老了,老婆跑了,十五年后出来,已经是个老头——这辈子不是完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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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年母亲怕父亲吃亏,被检察院和看守所明勒暗索,家底一空,还背负了几笔外债。父亲在公示期被带走,公职自然是没有了——撇清关系这种事,必定越快越好。御下不严这种失职,让他连原本的工作也丢了。父亲试着找工作,然而他一个高级工程师,总不能去人才市场应聘服务员。他对网络不熟悉,却不得不努力上网看。好不容易发现几个园林类的职位空缺,对方听到他的资历,不是嫌他年纪太大,就是表示职称太高。有个朋友开公司,跟他说让他去公司帮忙,他跟我们说,经商那套东西,我会什么呢?这是可怜我、施舍我!自然也不肯去。
父亲对我说,他最难的时候,便是刚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把他抛弃了。原来意气风发的父亲,着实消沉了一阵子。母亲的工作一直不错,可以养家,但他心里似乎觉得这是莫大的屈辱。他以前工资卡都给母亲管着,每个月吵吵闹闹地跟母亲要钱。有几次吵得凶了,我就提建议:你们何不各自管各自的工资?父亲眼睛转了转说,那成啥了?你不懂。他似乎一直都喜欢有一点任意挥霍的豪气,但心里又明白须有个人拉着他的手制止他——总归是他们夫妇多年来默契的游戏和情调,我确实不懂。他没有了工作,母亲每个月给他钱,这种感觉便完全不同了。他不开心——这个我懂。
他终于去了一个林场工作。怎么种,怎么护,怎么养,怎么采伐,都听他指导。住在山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山进林子,每天不停地走路,动不动还要搬些重物。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便在这时候又回去了一次。那次回去,父亲特意请假回家,因为我爱吃他做的饭。他的头发早已长出来了,只是不再频繁地焗油,看着花白。在山里风吹日晒,整个人变得又黑又瘦。好事,他说,瘦了健康,血糖不高了。
他说他愿意上山,愿意搞林业。母亲说单位组织非外业人员上山学习外业工作,他听得手痒:你们请的那几个老师我都认识,有哪个比我厉害?不如请我去给你们讲课!不要钱都行。
然而父亲在那个林场依然不开心。那个老板是个半黑半白的商人,坑蒙拐骗,欺上霸下,父亲看不惯。我走了不久,父亲便甩了被拖欠的工资不要,去了另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和林业无关,他是应一个大学同学的邀请,给产品跑销路。他也不喜欢:每天到处装孙子!他妈的!
他那时候能赚到一点钱,但并不开心。母亲偷偷跟我说,因为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父亲的脾气时常会很差。母亲跟我抱怨,他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地从头再来呢?可我知道,归根到底,是他心里委屈。掰了獠牙的狼去打滚撒娇么?折了翅膀的鹰去下蛋打鸣么?那时候我已经过了25岁,好像有些懂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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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我内心很煎熬。“百无一用是书生”,似乎正是我的写照。我每年拿着美元的补助,竟没法给家里一点补贴,也是惭愧。在看守所见到父亲那次,和他的背影作别,明明是盛夏时节,心里竟响起了“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这两句。那时候我很想退学,然而母亲坚决不许。其实我想退学和父亲的遭遇并不全然相关,但母亲觉得我便是因为父亲而起的这个念头,找他人大哭了一场。我得知后只能叹气,为了安慰她,我便在这里做个安心读书的样子吧。
后来某一天母亲跟我视频时,很高兴地说道:今天去给某某打了钱,咱家的外债终于都还清了,再也不欠别人钱了。母亲说,两不相欠,最是干净。父亲回来后,对于当初催债的人心里始终有疙瘩。大约父亲觉得亲疏有别,越亲的人,便越该体会我们一家的难处。母亲叫我劝解父亲:谁家没个用钱的时候?但我不知怎么劝。眼见着父母亲当初帮别人时,借的拿的,睁只眼闭只眼,为了一团和气,宁可自家受点委屈。然而父亲还在看守所,母亲被人追债,众人都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母亲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去求些关系生疏的人。父亲生气,他是心疼母亲,也是想不明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话,情分又该怎么算?大约父亲觉得亲疏有别,越亲的人,便越该体会母亲当时的难处。
被催债时母亲跟我聊天,说这段时间要想办法筹钱还债,摄像头这边的我只能毫无底气地说:我帮你一点吧,我有——有朋友,可以借一点钱。当时我一边应付母亲,一边心思动得飞快:同谁借呢?恐怕只有跟爱人借了。那时我们认识不久,我心里很挣扎:这才几个月,便和人借钱!而且这样一个数字,不大不小,未免太像精心计算过的骗局!内心挣扎终究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间,借钱的话还是发出去了——倘若就此分手,只怪没有缘分。然而屏幕那边的母亲惨然一笑:你只要安心上学,你还在上学,怎么能背债呢?我不是要你帮忙,我只是跟你解释,我们没法给你更好的条件,委屈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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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搬到了一个新的小区,房租便宜了不少。不仅避免了入不敷出的境况,每月还略有结余。他们两个也终于没再遇到大风大浪,家里的境况好转起来了。去年我跟父母说,你们快来一次美国吧,再不来,我就要毕业了——机票也非常便宜,你们两张往返,也还不到一万块人民币。他们还是犹豫,我便不耐烦:再不定下来,机票可要涨价了!于是他们终于被我说动了。
母亲一句英文也不会,父亲会讲一点点,但口语和听力恐怕也都不过关。他们来美国之前,我给他们写了一个小册子。怎么申请签证,怎么填表,怎么买吃的,怎么喝水,怎么问厕所,都写在上面。我的联系方式打印在封面上,借电话的英文也帮他们写好。我不敢让他们转机,虽然把很多英文标识都翻译在了小册子上,还是怕他们认不得,找不到路,必须开车去接。我们顺路在芝加哥转了一天,带他们看了千禧公园和云门,去海军码头看了密歇根湖。他们两个听说美术馆要一百块——他们还不习惯用美元当单位——便坚持不去。第一次吃美餐,他瞪着眼睛问我:就这么大一块肉,要一百五?这么一杯啤酒,要五十多?
到了我家,母亲每天只是在家里看电视,收拾房间;父亲就在后园种地,每天给我做饭吃。我说,带你们吃泰国菜去吧,他们不去。带你们吃韩国菜去吧,他们也不去。父亲说,在家做饭不是挺好的?你平时吃不到我的手艺!他们带了三瓶好酒来,每天吃着饭喝着酒,恍惚间就像回到了好多年前的冰城一样。只是以我们三人的酒量,三瓶酒着实挨不过几顿。我时常换着花样买点啤酒或红酒,父亲竟然也喜欢上了IPA的味道,不管在家还是在外面,各色IPA喝了着实不少。可惜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喝波本,没给父亲买来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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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很讨厌纽约,又脏又乱,人多物价高。但思前想后,不带他们去,恐怕太遗憾。于是找了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去了东海岸,一路都是俗套的景色。他们俩跟着我,寸步不离,紧张又兴奋地打量着美国。在纽约,我给他们讲占领华尔街;在费城,讲独立宣言;在华盛顿,讲南北战争:其实我自己明明就是半吊子,搜肠刮肚地拼凑点东西出来,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我没跟老板请假,趁着周五就偷偷跑掉了。为了周日能回来,我把行程安排得很紧,他们每天都不停地走,我怕他们累。他们说:没事,别耽误你工作就好。父亲帮我背了一个大包,他说:这算啥?我们上山比这累多了!然而在林肯纪念堂门口,父亲还是不好意思地说:走不动了,坐下歇一会儿。我才猛然醒悟:五十多岁的父亲,已经比不上二十多岁的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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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这一路,父亲不停地啧啧啧:地铁也贵,住宿也贵,吃饭也贵,门票也贵。我中途听不下去,吼了他一句:嫌贵就努力赚钱啊!他便默不作声了。然而吼了他那一句后我就一直在后悔:那时候他还干着“装孙子”的销售工作。
从我这儿回去不久,他就又跳槽了。这次去的地方,和他原本的工作有些类似,似乎是政府开放了某些资质给民营单位——具体的,我还是不懂。和几年前政府的工作相比,父亲似乎更忙了,然而他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做起项目,依然娴熟认真。父亲喜欢被人叫“杨工”,他的收入好了一些,公司还给他拨了一台车,他兴冲冲地告诉我,每天早上可以开车送母亲去上班了——之前母亲要么坐公交车,要么走路。去年年底的时候,他更是神采奕奕地跟我说,有公司开出更好的待遇要挖他过去,他正掂量着呢。
这一年他五十三岁,我二十九岁。末了,他还是不忘了问我:钱够不够?我让你妈给你打点钱过去吧。爸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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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华盛顿特区,给他们寄过一张明信片。我依稀记得自己在上面写了,我想牵着你们的手带你们看世界,就像小时候你们带我做的那样。这一次我们在时代广场走马观花的时候,父亲突然感叹了一句:要是没有你,我们俩可算是寸步难行了。既是聋子,又是哑巴,什么都不会。那一刻我突然想,我们虽然此刻肩并肩地走着,但是心里上,到底隔了多远?他们那个乖巧、听话、怯生生、不会骑自行车的儿子上了大学,然后就是几年中偶尔相见。再一转眼,远隔重洋。异国他乡的重逢,他们遇见的是谁?我这个和服务员叽里咕噜满嘴鸟语的儿子,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点陌生?
现在我和母亲大约每周会视频聊天一次,但父亲因为常常在山里,所以时间很少和我们碰得上——他听说手机流量费钱,所以只用WIFI。有一次我跟母亲打开视频,母亲跟我说,你等一下,我叫你爸上线。然后就打电话给父亲。可是父亲依然不大会用,摆弄了一阵,跟我们说:算了,我要吃饭去了,下次吧。只有一次赶上他在现在的公司,他兴冲冲地给我拍了一圈,然后就说:我要吃饭去了,你和你妈聊。
大概一个月以前是父亲的官方生日——他小时候家人用农历,登记的时候便把农历当作公历用了——我挑来挑去,终究还是俗不可耐地给他送了一个花果篮。写卡片的时候,稍微动了一点心思。只可惜虽然是周六,他还是在工作,没能自己签收。后来如我所料,母亲在朋友圈秀了一番,而父亲只是给我发了一句:相比之下,还是喜欢你写的那几句话。
"十岁时,你是山,
我是小树。
你给我养料,支撑我成长。
二十岁时,你是山,
我是旅人。
你送我去看高处的风景,
我越过你,想证明自己在变强。
三十岁时,你是山,
我是另一个山丘。
我会有自己的生活,
但终究会长成你的样子。
生日快乐,儿子爱你。"
这便是我在卡片上留的话了。
今天是父亲真正的生日,那么这几句话,连带着这篇文章,就算是儿子的另一个生日礼物吧。
20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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