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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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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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的最经典的电影之一。
另一个是《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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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平庸的恶”、失落的正义和宽恕
宽恕不可宽恕的
　　——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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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施密芝在获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监狱里自杀了。麦克·伯格忍着巨大的悲痛和内疚走进了她的狱室，书架上整齐地放着他寄给她的录音磁带，还有一些她学会读写后借来阅读的书籍。
在这些施密芝阅读过的书籍中，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艾希曼是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曾通过自己在铁路运输方面的专长把百万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战争快结束时，火车车皮不够用，艾希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地。
阿伦特（犹太人）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在耶路撒冷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让阿伦特震惊的是，这个“杀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像一位绅士。
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确实是一个尽忠职守、严谨勤奋的官员，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极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国的“国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这样的“平庸”官僚的行为。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
阿伦特认为，使得纳粹的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特征，他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朗读者》的小说作者、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无疑受到了阿伦特的影响，他对纳粹罪行及其影响的思考始终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层面展开。
那么，汉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恶”的又一个例证吗？
2
汉娜确实是“平庸”的，因为她是一个文盲，还用谎言极力掩饰这一点。换句话说，汉娜由于无法读写（文盲）因而不能从文化及其社会秩序中获得正常尊严，进而把掩盖这种失败作为其一生拼死维护的尊严本身。
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她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也就越强烈，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这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维护、追求尊严的道路，为此不惜撒谎，抛弃工作和爱她的人。
这种创伤性的尊严贯穿了汉娜的一生，构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这种基本特征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她首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
和艾希曼作为有文化的“专家”却放弃个人思考判断和尊严相比，汉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希曼轻易放弃的这一切，虽然这种追求的起点很低而且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时代在德国普遍弥漫的那种麻木，汉娜显然无法超越这一点。
这种麻木既弥漫在集中营的施害者身上，也弥漫在受害者身上；弥漫在法庭上的审判者身上，也弥漫在被告身上；弥漫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说比电影更清楚地展示了这一关键内容，电影中只出现了一个在法庭上织毛衣的被告形象）。
在集中营里，无论囚犯还是看守，他们要继续自己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不得不把毒气室和焚尸炉——杀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让麻木状态占据自己。
在这种共享的麻木之上，他们形成了一种使恶得以日常化的合作关系。在这种环境中，是非、善恶、生死等基本伦理问题都消失了，只剩下各种本职工作的日常计较。
汉娜的不幸之处在于，在她那条偏执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在她成为有文化和尊严的人之前，在她能思考人类的尊严之前，她已经不得不面对了关于人类尊严的大是大非的残酷考验——她没有能解救教堂里的那些犹太人，这是残酷的、有罪的，但这符合她当时的思考和行动能力，符合那个环境轻易强加给一个文盲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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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对汉娜是足够正义的吗？
“纳粹”“凶手”“集中营的女看守”的这样标签对汉娜这样一个卑微的文盲来说是实在是太大、太沉重了，汉娜或许从未能准确地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然而，这些标签已经足以让多数人在理解她之前已经对她下了判决。
在法庭上，汉娜实话实说，她显然对游戏规则毫无概念，对自己的和别人的表达方式也没有概念，更不会知道有罪或无罪、判刑或释放在一个平庸的法庭上往往取决于这些表面的东西。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充满推托、谎言、策略、计算，唯独缺乏对人性的深思、对正义的虔诚。汉娜最终因为要坚持隐瞒文盲的身份而被定为罪首，处以重判。一个偶然的因素就皆大欢喜地了结了这场审判。
审判始终没有触及汉娜身上真正重要的内容（汉娜的拒绝只是一方面的原因）。麦克在研讨课上说出的“理解”这个词是微弱的。很多人都会义正词严地反问，我们真的需要理解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冷酷女看守”吗？
汉娜的确有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审判者就可以简单地根据抽象的罪名、简单地运用法律惩罚她。如果审判不是基于对“这一个”被告的全部特殊性的真实理解，而是基于博弈（各种计算之间的平衡），这种审判不可能是正义的。
法国哲学家、犹太人德里达（Derrida）在思考法（Law）和正义（Justice）时指出：“若一位法官想作出正义的判决，他（或她）便不能自满于只是引用法律。他（或她）每次都必须重新发明法律。”也就是说，“在一独特的情况中重新发明一种正义的关系，这意味着正义不能被降格为约束、处罚或奖赏的计算。正确的或合法的事，很可能是不正义的。”
对汉娜的判决是“正确的或合法的”同时也是“不正义的”。
理解汉娜不是为了免除她的罪和罚，而是使法真正和她的特殊性发生切身的、正义的关系，否则审判就会沦为暴力，甚至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暴力。阿伦特就认为，为了能正义地审判纳粹的罪行，一般的国内法是无效的，我们必须创造出基于对人类尊严深思的新的法律。
汉娜这个形象从根本上召唤着正义，而不只是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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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麦克对汉娜是足够正义的吗？
麦克和汉娜的关系准确地表现了：经历了二战、在纳粹的罪行面前或合作或沉默或麻木的老一代德国人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
“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小说这样表达这种复杂的感情。
其中最关键的是麦克的两次沉默：第一次，麦克知道了汉娜是文盲，却没有告知法庭这一事实，而选择了沉默；第二次，汉娜在监狱里学会了读写，并给麦克写来了字体蹩脚但饱含希望的书信，但麦克却选择了沉默，没有给出汉娜最需要的回应。
在第一次沉默中，最坏的可能原因是，麦克内心不希望汉娜因为自己的介入而得以减罪，并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好的可能是，麦克觉得揭穿她的文盲身份等于毁了她，沉默是尊重她的决定；或两者兼有或更复杂。而在第二次沉默中，麦克需要计较的现实因素就更多了。
在麦克的沉默中，我们甚至能看到前面描述的那种麻木。这种麻木是让日常生活继续下去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样才有可能让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并在这种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
麦克唯一做的是，给汉娜不断地寄自己的朗读录音。这是麦克在重重矛盾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合适的接触汉娜的位置。此时，朗读从原来的肉体之间的、面对面的，变成了抽象的语音。朗读延续了，但爱已经消失。汉娜终于通过磁带学会了读写，但最终没有获得真正的理解（正义）和宽恕。
汉娜没有拯救犹太人，麦克也没有拯救汉娜。在罪面前，在生活的各种牵绊中，麦克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更没有勇气把他的爱变成真正的宽恕。
德里达说，宽恕“不可能宽恕的”才是宽恕。他的意思是，真正的宽恕，它的每一次具体实践（实现）都会打破原来关于什么是能宽恕什么是不能宽恕的经验和界限（解构宽恕原来的可能性），就像正义的每一次具体实现都会要求法的重新运用甚至发明（解构法之运用的原本可能性），就像真正的爱是爱那些超越你并更新你的事物（解构自我的同一性），否则就只是变相的爱自己（自恋）而已。
无论是宽恕，还是爱与正义，都需要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否则就会被日常生活的平庸所吞没，或者被罪所压垮，或者被计算所腐蚀。
影片的结尾处，麦克把他原本疏远的女儿带到了汉娜的墓地前。的确，他有责任把汉娜的故事向下一代（未来）重新讲述一遍，而这个重新讲述的故事应该不只是关于罪与罚，更是关于爱、正义和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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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凯特·温丝莱特的裸体，更多的是那位风烛残年的汉娜·施密茨悬梁自尽的身影——这位泰坦尼克号上的老肉丝曾经在成就了一段世纪浪漫之后把她的“海洋之心”还给了大海，而这一次，老肉丝缓慢、滞重、无依无靠，她把生命还给了世界，而导演甚至不忍心让我们看到她自缢的样子。

一、劳动分工与道德盲视 《朗读者》的前半部分披着一件不伦之恋的外衣：少年麦克和熟女汉娜一次莫名的邂逅成就了他们的露水夫妻生涯，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来由的迅速堕入了情网，如果故事这样继续下去，无非是又一次惊世但不骇俗的忘年恋曲罢了；但汉娜在纳粹党卫队工作、担任集中营看守的身份被揭开后，故事开始急转直下，汉娜从一个孤苦的女子转变为十恶不赦的杀人狂，一个安分守己的德国御姐成了纳粹助纣为虐的帮凶，麦克也为自己与这位女魔头的关系陷入深深的自责——于是《朗读者》中蕴藏的某种道德力量扑面而来。 但汉娜并未觉得自己践踏了道德，她在法庭上无力却直白的辩解直指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标尺——在汉娜看来，她挑选囚犯送往奥斯维辛，她在大火烧房时不给犹太囚犯开门，这关道德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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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关汉娜的“道德”什么事，大屠杀不是一次人类的偶然放纵和兽性勃发，而是现代社会的必然性所导致——现代性的发展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而且这种可能性仍然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酝酿并且随时有可能发酵。汉娜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大屠杀所呈现出的道德盲视的典型体现：我们必须注意，汉娜并没有直接杀死、烧死某个囚犯，她只是按照规程挑选囚犯，或者按照守则没有开门，仅此而已，而这种情形，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劳动分工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1】。在一条条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产业链中，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想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吧），由于最终产品的复杂性，其实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凝聚在最终产品中——纳税人对这一点的感受无疑更加深刻。而这种分工的后果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勃兴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变，另一方面则使得产品的道德本性在劳动者的评判体系中漂移了——化工厂的工人看到电视里的战争新闻时会哭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痛恨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基于此而产生对自己道德责任的批判认知。举个例子，“将烧死婴儿的过程划分为细微的功能任务，然后将这些任务彼此间隔开，这已经使那种认知变得无关紧要了——并且也是非常难以达到这种认知的。同时还要记住，是化工厂制造了凝固汽油弹，而不是哪个工人个人制造的……”【2】——这种无知（及其带来的道德盲视）在越来越长产业链中无疑将进一步被夯实（想到这里，我决定给卷烟厂的哥们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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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雪》中写到：“朔方的雪……，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绝不粘连……在晴天之下，旋风乎来，便蓬勃的奋飞，在日光中熠熠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结尾，鲁迅总结这样凄清苍茫的景色时说，“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生死朗读》中这样“朔方的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主人公麦克（David Kross）与安娜（凯特.温斯莱特）初遇，大雨中安娜拥抱了这个陌生的孩子，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二人分别时雨变成了雪，如粉如沙的雪粒在天空中蒙蒙扬着，德国小镇青石板的路面在雨雪里泛着乌光，雪落到安娜头上，她眼角的皱纹细细碎碎，目光跟雪中的天空一样迷蒙。
　　
　　第二次是八年后，麦克作为法学院学生参加了审判二战中纳粹罪行的听证会，愕然发现当年不辞而别的安娜竟然是被指控谋杀300名犹太人的战犯。麦克想去监狱探望安娜，从等候室随探监人群穿过院落进入铁网大门走向监狱的时候，“朔方的雪”再次飘落，雪粒残破，如粉如沙，干巴巴的落下来，周围的监狱大楼，网格铁门，还有穿戴灰扑扑的狱警，画面肃穆，坚硬，冷冽。麦克抬头看从天而降的散乱雪粒，脚步慢下来，终于，还是转身离开。这时候我头脑里反复旋绕的就是那句话——“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
　　
　　麦克终于没去见安娜，我知道，那时候，他身体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死掉了。
　　
　　这死掉的东西，是爱，又不全是。15岁的少年，与一个36岁的女人初尝人事，他卖了心爱的邮票换钱，跟眼角有细密皱纹穿着碎花裙子的她去郊外踏青；他看着她在充满透明阳光的教堂里流泪，以为她是感动于孩子们的纯洁歌声；他坐在小河边看夏天绿色阳光里她半裸着在水流里浮沉，满心温柔的写给她的情诗。他对她的爱，纯粹，好奇，夹杂着对母性的依恋，委屈。他不能理解她的突然离去，他更不能理解她在二战中作为集中营女营的护卫，可以心无波澜的挑选出送去奥斯维辛杀戮的名单，这些犹太人，她们在她眼里都一样，每天都有新人送来，监狱地方有限，不杀这个，就杀那个，都一样，谁都一样。
　　
　　麦克是纳粹大屠杀后的德国下一代，他想选择去理解安娜这样间接的刽子手，因为他爱她，他不能接受她本质上缺乏良知的事实；但麦克的同学却言辞尖锐的指出，审判本身就是一种逃避，逃避更为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会去支持纳粹，为什么大众会漠然允许甚至狂热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人性的链条为什么突然断裂？理解，我们究竟要理解什么？有什么罪能理解？
　　
　　麦克不能回答，连他的法学教授也不能回答。他在听证会上听到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作家说安娜特殊照顾年轻病弱的犹太女孩；但她随即让她们读书给她听，读完了，便送去奥斯维辛。安娜在法庭上的表现令人心潮翻涌，她对护卫的职责尽忠职守，她坚持的是秩序，是责任；而人的生命，300人的生命，对她来说，并不是天平上做决定的砝码。安娜有错吗？她问法官——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法不责众，法不责众啊。
　　
　　我出生的那一年，文革结束没多久。小时候每年过年最爱听的就是大人们聚在一起谈文革往事。姥爷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姥姥被剃了阴阳头，母亲他们兄弟姊妹几个说到这里总是唏嘘慨叹万千。母亲脾气不好，但我记忆中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她拒绝跟右派家庭划清关系，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她仍然固执的要当一个无用的善良人。
　　
　　我年纪小，听得的故事大多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也许，小孩子在场的时候大人们只说那些轻松的往事吧，什么翘课去垃圾场捡人家扔掉的破布娃娃，翻墙头偷鸡摸狗整吃食，怎么不读书用标语口号蒙混过关，忠字舞红宝书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黑白照片…… 对我，那是遥远的激动人心的无政府年代，我只能通过王小波，通过余华，通过《平凡的世界》，通过《霸王别姬》，通过《活着》来了解。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表忠心将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为什么红卫兵小将们能把自己天天见面的老师活活打死？我还问：你是红卫兵吗？
　　
　　我的问题让他有些难堪。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谁没当过红卫兵？那满火车满火车的南北大串联，天安门广场上十万红旗飘飘，那将政治领袖当神来崇拜的年代啊。但是，三十多年后，我们会因此而去怨恨我们的父辈参加了这场灭绝人性的运动吗？时代的罪，究竟是一个人，一个政府来承担，还是每位参与者的双手都有洗不掉的鲜血？而父辈们手上的鲜血，会不会随着血缘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该遗忘，还是在矛盾中承担这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麦克在干涩的风雪里终于没有勇气再见安娜，而那教堂中罹难的300犹太人中的幸存作家最终也不能原谅安娜。这部电影《生死朗诵》公映后，导演斯蒂芬•达尔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评便是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安娜这个人物。这样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李安的《色戒》所引起的“为汉奸翻案”的大规模病诟。但斯蒂芬•达尔德里终是比李安保守，他没在同情安娜的路子上走远，或者说，他更为忠实的遵从了原著，将重点放在了代表大屠杀下一代德国人的麦克身上。片中安娜也说，“我想什么，我感受什么并不重要，死者已逝。”是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给过去翻案；回顾历史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明鉴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理解安娜，我们必须理解安娜！
　　
　　《生死朗读》原著的作者Bernhard Schlink对群体性的狂热与良知的丧失给出的答案是文学，是知识，这和鲁迅一百年前弃医从文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二战中被洗脑的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普通民众，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有起码的道德基础，而日本，在炮火中推进“大东亚共荣圈”之时更是上下一体的团结，至今不悔。知识的获取，的确能够帮助人意识到历史的罪恶，于是安娜终于再见麦克时说“我学会了阅读”；但无知并不一定是罪恶的起源，相反，它的作用往往是媒介，如同安娜的守卫工作，死水微澜，将人性的毁灭从源头一波一波冷漠的传送出去，遇到相似的波纹，产生共振，便造就时代的狂热。
　　
　　今天的我们可以选择遗忘历史，可以如同剧中麦克的同学抨击的那样，规避背后的真正问题，只审判罪恶的执行人；但狂热的波纹并未消失，冷漠与狂热，这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我在汹涌的“玉米”大潮中看到了狂热，在鼓吹网络暴力的声浪中看到了狂热，甚至在成堆的三聚氰胺奶粉背后工商质监部门冷漠的脸上看到了狂热。对生命尊重的缺失，对人性价值观的贬低，对思考的打压与放弃，这才是最令人心惊胆颤的群体真相，这才是故事背后终于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彻骨黑暗！
　　
　　闷热的影院里我一动不动，浑身无力，目光黯淡。枯坐至演职员表字幕滚动结束，听完大提琴压抑低奏的最后一个音符，默默的，我起身离开。旧金山的冬天多雨，暮色中冰凉的雨滴正细密的倾泻下来。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鲁迅描述的那朔方的雪啊，如粉如尘，旋转而升腾，弥漫太空。
　　
　　“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