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画（17）姐妹花

寻画（17）姐妹花
上一章：寻画（16）高书剑

高书剑案件特殊，局里没有把他关押在监狱，而是安排在招待所的一间小客房里。杨士元和助手按着他的交待查找于海山之外的其他四名雇主，其中一名雇主全家都死了，另外三人见公安机关调查雇凶杀人，都吓得不轻，以为自己会被定为杀人主犯。

祥细听了雇主的述说，杨士元觉得除了新城居的那两个警察其余被高书剑杀死的这三个人确实和徐文炳一样，都是行为极其恶劣的恶人。于是，他向局领导汇报时有意为高书剑开脱，还称赞他的胆识和本领。局领导开会研究了此案，最后对高书剑作出无罪判定。依据是：1，高书剑出身贫苦，父母在农村是贫农，他从小在戏班跟师傅学艺，长大当杂役后来做演员，属于城市贫民。2，案件发生在伪满洲国，当时司法黑暗，正义得不到伸张。3，不是他杀人夺财，而是别人求他帮助报仇伸冤，且他杀的都是法律应该惩处的坏人。

杨士元向高书剑传达了局领导的决定和要求。解除羁押的高书剑向局里交出了雇主给他的全部佣金：七件金银首饰，三根金条，一百二十块银元，一幅清朝人画的山水画。

令高书剑没有想到的是他不但没有受严惩反而调到局里刑侦队任侦察员。他感谢民主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也感激杨队长为他说公道话。他佩服杨士元的正直为人和过硬的武功，因此杨士元成了他无话不谈的领导与好友。

一日高书剑与杨士元偶然说起他交出的那幅画，他说：“清朝王原祁这个画家我以前没听说过，开始我说这幅画不好，要求于海山换一幅值钱的。几天后，于海山找我说宗老大的媳妇（江小嫚）告诉他画只有这一幅，再没什么了值钱的东西了，要不然方大头就先不做了，等有了钱再说。这时候我已经知道王原祁山水画的价值了，也就同意了。”

咦？这么说郑板桥的那幅《竹石兰蕙图》真没在江小嫚那儿，那能在哪儿呢？派人送回老家了？不对，怎么可能放着长春的两个家不送往千里之外的农村老家送？断无这种道理。

刚到公安局那会儿，杨士元对查找传家宝画还是挺有信心的。自从那年二月二画被抢走，到他掐死徐文炳算来只有四十五天，这期间画能转移到哪儿？两个家都没有，除非？除非他还有不为倪美凤和江小嫚知道的第三个家？可这第三个家竟一点儿线索也找不到。

他对高书剑说：“有一桩案子与伪满吉林省警备军九旅310团团长徐文炳有关，关于他死前一个半月的行踪你有时间帮我查一下。”

“警备军档案还有吗？”
“有还说什么呢，大部分挡案日本一投降就被他们销毁了。”
“那是有点难。”
“是难，容易我自己就办了。嗯，别耽误正事，有线索就查一下，不着急。”

宋大卷买地盖房时不要说老鸹窝的村民，就是在县城居住的宋春杏也觉得奇怪。她对李常喜说：“我们家我还不知道？我爹一文钱都能攥出汗来，啥时候有过余富钱？当初为啥把我的彩礼钱定在五百？我们家就是想翻盖房子，忋得我爹和我哥一商量这事就唉声叹气。怎么现在突然一下子就有钱了？不但盖房还买地，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李常喜说：“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你没问过？”
春杏说：“我没问，家里不告诉我的事，问他们也不会说。”

宋大卷虽然当上了小地主，但在女儿春杏看来，家里平日吃穿用跟过去比并没明显的提高。只是鸡蛋不卖了，猪肉也不卖了，过年有点像过年样了。

一九四七年初李常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鼓动下，当了半年小学老师的宋春杏也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当时解放战争形势严峻，国民党军队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这时候要求入党应该算是有信仰、有觉悟、有勇气，所以县党组织对她是重点培养。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宋春杏入党应该是顺理成章，谁料想到了10月末事情发生了变化。老鸹窝屯传来消息：宋春杏娘家成分被划定为地主，父亲宋大卷被贫农团打死。这下问题来了，县党委负责发展党员的魏欣找到宋春杏，跟她进行了严肃的谈话。

魏欣问：“共产党员对党组织应该绝对忠诚，不可以有半句隐瞒。你家既然是地主为什么跟组织说你当姑娘时家是如何如何的穷？甚至过年吃不上一顿肉，买不起一件新衣服？”

宋春杏说：“魏同志，我没有撒谎，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是40年6月7号结的婚，我哥说他42年秋天在山路上捡了个箱子，箱子里有五千伪满票。我家是43年买的地盖的房子，我出嫁前家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老鸹窝的人都知道，组织可以派人调查。

党组织真派人去了老鸹窝，找村领导张国光和宋大卷的三家佃户张有才、苏家富、苏家贵了解情况。张有才说：“宋大卷是和我们一起结伴逃荒到这的，几十年在一起太知道根底了。康德九年，啊，就是民国三十一年，他家发了点外财。大卷对我们，该咋是咋地，应该说不错，租子没增加反倒减了半成。日本投降前几年“锄禾粮”重的邪乎，其实他交完了地税也剩不下几颗粮食。
苏家富说：“大卷穷日子过贯了，当上地主后吃穿用也没怎么改，他儿媳妇当邻居抱怨过好多回。”

调查人问：“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他还被打死了呢？”
张国光说：“主要问他钱是打哪儿弄来的，他就是不说。”
苏家贵说：“我听说把他打狠了他说了，说是儿子在山上捡的。”
张国光说：“当时我们根本就不信，哪有那好事？我们认为他不是劫道了就是到日本人那去告密了。这钱肯定不是好道来的。”

调查人员回到县里跟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最后领导认为，宋春杏入党问题还是应该压一压，尽管她讲的都是事实，但毕竟父亲当过地主，房子和地被分了不说，更为严重的是亲生父亲还被打死了。

得知组织意见后，春杏有点想不通，她去找魏欣说：“既然证实我讲的都是实话为什么还要压一压呢？”
魏欣说：“你确实没有吃过剥削饭，但因为你家现在成分是地主，你父亲又属于被镇压，所以你对家庭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过后，宋春杏在丈夫的启发帮助下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思想汇报，说自己已经认识到父兄用意外得到的钱财盖房买地就是有罪，就是地主阶级不劳而获的思想作怪。父亲死了今后她与地主成分的哥哥弟弟中断关系。

建国前夕李常喜被调到长春市委宣传部工作，由于宋春杏能正确对待地主家庭出身，思想觉悟高，革命立场坚定，组织问题最终还是得到了解决，1949年9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战争过后，城市人口逐渐恢复，入学的学生也不断增加。吴敏很快就适应了小学老师这个职业，因她面相端正，心地善良，言语和气，待人热情，上班没多久便取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宋春杏随丈夫李常喜和三个孩子一家五口搬到了长春。因为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长，且又是中共预备党员所以被上级安排在柳树校任副校长。宋春杏人长得漂亮，个头模样跟吴敏很相似，大家都说她俩是柳树校里的两朵花。春杏和吴敏很谈得来，新城居和老鸹窝相距不远，俩人便认了老乡。又因为俩人的丈夫都是政府里面的干部，级别又大致相同，所以俩人的关系很快就由上下级变成为要好的朋友。

寒假期间，宋春杏应邀来到了吴敏家，第一次来吴敏家作客，她和别人一样对这套五全的大房子羡慕不已。因为是在私宅，俩人又情同姐妹，谈话内容由学校很快转到了家庭，称呼也由宋校长改成了大姐。吴敏问：“大姐，你家孩子怎么是雇人看？没有奶奶和姥姥么？”
一句话，问得春杏眼睛一红眼泪差点被掉出来，她说：“姐命不好，我结婚前婆婆就去世了，我妈倒是在，可我不能让她来。”
吴敏诧异道：“为什么？”
一是宋春杏觉得吴敏正直善良可以信赖，再有就是一些话长时间憋在心里实在难受，她便将宋家由穷变富的经历讲给吴敏听。讲完她说：“怨就怨我哥哥，这一切都是他惹的祸，捡回了五千元钱就不知咋地了，一味的怂恿我爹盖房置地，这下好，弄成了地主。最可气的是他还瞒着我，以为我嫁出去了是外人，要是告诉我们的话，你姐夫会肯定会出面阻拦他们买地。”

吴敏问：“既然你爹不在了，你更应把你娘接来呀？”
宋春杏没忍住，还是哭了，她说：“我跟组织作了保证，断绝与地主家庭的关系。姐我心里苦哇，如果说我家是货真价实的地主倒也罢了，可我家那是什么地主哇？”

吴敏对春杏理解又不大理解，为了进步就不认亲娘亲哥了？这种作法对么？她嘴上说着同情宽慰的话，心说这事放在我身上我宁可不进步。这种念头只是在她的头脑里一闪，没想到一年以后她摊上了与春杏同样的问题，甚至于比春杏的问题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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