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散文既写俗世又超越了俗世，真是妙不可言

张爱玲在散文中曾将世俗生活中最平凡最普通的生活场景称为是“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因为俗世中的一切，终归是短暂的、“刹那”的，因而也是宝贵的、可留恋的，所以在张爱玲的散文中，热闹的俗世生活是她的背景音乐，其主题是对人生本质的思考。她的散文既写俗世又超越了俗世。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有大量的对俗人、俗事、俗欲、俗趣的有情有味、有质有感的描写。仔细聆听她的俗世之歌，我们不难发现穿插在其间的“不和谐”的音调。从这些音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张爱玲从俗世人生的本相之后，看到了生命存在在本源意义上的虚无,这些虚无的俗世之爱的背后是对人生的凄凉与恐怖。在《我看苏青》中，作者写道：“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道路以目》中，作者认为她笔下的路人，“可怜，也可爱”。在《公寓生活记趣》中，作者感叹道：“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诗与胡说》中，作者说：“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在《天才梦》中，作者以十九岁的年华发出了令人惊叹的感悟：“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在《烬余录》中她写到：“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在《更衣记》中她写到:“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著名作家王安忆说张爱玲对现实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

张爱玲显赫的家族已烟消云散，心爱的学业两度毁于战争。因而张爱玲的散文中，没有对“过去”的眷恋，没有对“将来”的期待，只有“眼前”的“现实”即意味着生存。这一内容也是她小说重点书写的内容。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就充分表现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困境。张爱玲将被人们忽视或漠视的女性私密性心理进行还原，将女性固有的特质还给她们，从而深刻地再现出女性心理和感性世界的复杂和矛盾。如《借银灯》、《忘不了的画》、《谈女人》等。“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 ……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女性不仅是人，更是女人，女性只有有了“为人”、“为女”的双重自觉，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这一点上而言，张爱玲的揭示无疑是具有超前性的，也是对历史空缺的一大填补。

对于女性身上的奴性、劣根性，张爱玲表现出了她锋芒的双向性：既指向男权社会又指向女性本身。张爱玲从女性生活的表层进入到精神层面，从女性的生存困境中发现了积淀在女性意识深处的心理痼疾。“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 ……女人的缺点全诗环境所致， ……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当怪别人是不行的。”张爱玲无意去改造女性的奴性和劣根性。她是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于无奈中认同了女性角色。当然这种认同是从满了作者的悲凉情调的。

张爱玲对她笔下所书写的内容始终保持着“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写作姿态。她的散文是她“站在栏杆外”的意味深刻的“张看”。她的姿态就是“进入情境又超脱角色”。张爱玲的散文充满了她的主观情绪和她个人的生命体验。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荒凉”。这种“荒凉”是一个聪慧而又敏锐的女子对时代的深刻领悟。可见，这种苍凉的生命底色是以她个人的体验为出发点的，是一种由己及人、审己度人的推断和感喟，因而它囿于逼仄，但在这局限性的同时，她的散文又获得了独特的美，独特的敏锐，真是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