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多，母亲从炕上轻轻地爬起来。她一不能惊动怀里的熟睡的孩子一一我的五弟新建，又想举全家之所有，给我做一顿好饭，看着我吃下去，然后送我参军上路。
母亲生过八个孩子一一八个男孩。她说我“眼毒” ，我上面有一个哥哥，死了；下边有两个弟弟，也死了；我却活了下来。我比哥哥小四岁，比三个弟弟分别大九岁，十四岁，十七岁。
其实母亲的说法是大错特错了。我是最重手足情谊的一个。在母亲需要帮助时，是我在她身边，像个女儿一样细心地、无微不至地帮助了她。比如二年前，母亲临产了。
祖母几年前就跟着叔父一家搬走了。哥哥考上了外贸学院。里里外外全指着我了。
“二一一”她在叫我。“快到东头连凤家叫三奶奶来！”
“叫她说什么？”
“你一叫，她就知道了。”
三奶奶家离得不远，一里多地，一小会儿就跑到了。
果然，我一露面，她立刻夾起一个兰布包袱，急匆匆地朝我家赶来。
她走得很快，我小跑才能追得上。一路上她什么也没问我。到了我家门口，她反客为主，把我挡在门外。
“你外边玩去吧，不叫你，别回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被允许进屋，五弟已经降生了。
母亲面色苍白，十分虚弱，她哆哆嗦嗦地塞给我两毛钱。
“坐车去联合诊所，告诉你爸爸，生了个男孩。”
祖母什么事都和母亲唱反调。 我诞生时嬸下轿。她说我不是”眼毒“，是“命硬”：“这小子来的不俗，保不其能活出点动静来！”
她说的“动静”，至今我也没弄明白。若是指干了出奇的好事，那倒是已经应验了：六三年，华北地区发大水，我从汪洋的大水中救起两个人，团首长还给我记了队前嘉奖。不过 ，那事我至今还耿耿于怀 ，要是他儿子救了两条命，他肯定会给记个三等功什么的。
不过，不管是“眼毒”，还是“命硬”，反正谁也替不了我。在三弟咿呀学语时，我就已经承担家里所有的重活儿。我是家里地道的老爷们，担水、买煤……你想啊，父亲是个医生，穿长袍的。再说凭他的身板，他也干不了啊。哥哥能干，他可是我们村头名大学生，从上高中时他就住学校，奋发读书去了。
母亲安顿好五弟 ，给我做了个蛋炒饭。安静地看着我，倒好象忽然觉得以前没有注意过我似的。
我就着滚烫的泪水很快地吞咽着。
“到部队要听领导的话。”她絮絮叨叨地柔声嘱咐我。
我知道我是她最费心，最放不下的一个。
她怕我被河水淹死。每次洪水过后，她都打着那把开了口子的红色油纸伞，沿着水边悽厉而无奈的呼唤我：“二一一”。那声音颤微微的，拖着哭腔。
而喜欢冒险、刺激的我却不懂事地和她玩起了捉迷藏……
“你大了 ，别动不动就跟人家打架。”
她知道我不是个爱惹事的孩子，可遇到事时总是不知深浅的狂热地朝前冲。至今我左侧眉骨上还留有一个坑，那是十岁左右对手飞来的一块石子留下的痕迹。
就是在她不得不把我按在地上，用鞋底掮着我的屁股，“打给大家看”时，我也没感到过委屈 ，总是舒舒服服地让她打。今天想起来，母亲打儿子，那不也是一种特殊的爱的交流吗！
下弦月在云海中穿行，微弱的光芒朦朦胧胧地勾勒出山的起伏，路的延伸。
我穿上部队发的军装，挎上挎包，里面有《李白诗选》、梁斌写的《红旗谱》，还有班长房建军塞给我的一只手电。这以外家里的一个布丝都没有带。
母亲把我送到村外，依依不舍地牵着我的手。
一周前，我遇到了今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是参加高考上大学呢，还是参军准备上前线呢?
父亲让我自己拿主意。我觉得我对家里拖累得太多。父亲已经显得苍老了 。家里太困难了。母亲甚至挤不出钱给我买双鞋子。以至于前桌的女生整天都堵着鼻子喊谁的脚太臭。哥哥正上大学，他说我虽想帮你，可怎么也要等我毕了业呀。
当我决心参军时，母亲哭了，她说出了她的担优一一不是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么？
听她这么一说，我反倒更想参军了，我有当英雄的冲动，有轰轰烈烈地度过青春的打算。如果真的有一场战争，我必定要投身进去，或者在战斗中牺牲，或者接受战争的洗礼。至少要亲历亲为，记录这场战争。
我向母亲鞠躬告别，脑子里翻江倒海似的回味着一周以来过往的事情。
母亲的温情让我想哭。我尽力压制自己，赶快转身快步离开了母亲。
我走进黑暗之后，回头已看不见母亲的影子了。于是，任泪水横流，一点也不用顾忌了。
这时 ，下弦月正好钻进一片云朵里，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
突然，从母亲那里传来一声高亢的、悲怆喊声。
“二一一，把手电点亮！”
接着是母亲那种压抑得太久的呜咽声。
我打开手电，朝母亲的方向画了许多许多圆圈。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
默默地我背诵这两句诗，心里有说不尽的惆怅。
别了，我的故乡！
保重，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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