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是一种用少数个体在有限时空中呈现意义的艺术。先接受约束,然后顺势就能打开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
写书也是一样,不同的约束条件,通向不同的体例创新。
比如说游记类的作品,像约翰·斯坦贝克的《横越美国》这样的名著,历史上有很多。这类书难写,因为一趟旅行见闻太多,选取什么材料,呈现何种感受,都是大难题。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创新的写法:作者先去锚定一个历史名人,最好是著作丰富的人,然后把这个人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这样写出来的书就会出现多重张力:既有书本知识和实地见闻之间的张力,也有不同时代之间物是人非的张力,还有两个不同观念背景的人感受之间的张力。
比如,法国思想家贝尔纳亨利·莱维,就按照这个方法写了一本《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托克维尔也是法国人,1831年,他去美国考察监狱改革,一路参访了很多地方,回到法国后写出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时隔近200年,2004年莱维又沿着托克维尔走过的路线,开始了一趟深度考察美国的旅行,并写成了这本书。
我不是推荐这本书本身,而是请你回想一下:1831年是什么时代?拿破仑战争结束不久,法国还高踞在世界的中心,而彼时的美国还是个农业国,只是西方文明在新大陆开辟的一块制度试验田。而在今天,美国和欧洲的位置发生了一次大颠倒。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法国思想家都可以重走一遍托克维尔的路,借美国这面镜子来思考今天法国的命运。莱维的这次体例创新,可以被今后的法国人反复使用。
中国作家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视野更为开阔。他锚定的历史人物,是一组群像:抗日战争时期,奔赴昆明西南联大求学的师生。
想象西南地区一条穿越群山的道路,路上先是走过了徐霞客,然后走过了林则徐,还有作为背景而存在的无名的商旅,赴任的官僚以及迎面而来的缅甸进贡大象的队伍。让它进入文化史的,则是由西南联大的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为了躲避战火和求学,徒步1600公里的旅程。
往后的历史映衬得越久,西南联大就越在视野深处迸射着理想主义的微光,也把人们的好奇心吸引到这条路上来。
杨潇好像的确是享受着这段旅程,尽量以当年的学生们的方式流连于山川与风俗之间。在这部分当中,我喜欢他有所见闻,思及当年旧事脑中出现的沉思。作为一个旅行者,他携带的知识也令人受惠。
——李海鹏:《重走》(序一)
这类书我还可以推荐一本:马伯庸写的《文化不苦旅》。2014年,马伯庸和三位好友开始了一趟自驾游,路线正是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北伐之路。
对于多年前的那场战事,我们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么强烈的情感,但诸葛亮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又是怎么走的?他当年面对的挑战到底有多大?为什么最终惜败?“说传奇则失之轻薄,说悲壮则失之滥情,讲忠义过于迂腐,谈军略又太细碎。”只有重走一遍当年的道路,才会获得切实的体感。
围绕北伐的种种分析和疑问,在你真正置身其中时,说不定便可迎刃而解。即使解不了也没关系,正所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站在秦岭之中,想象着诸葛丞相和蜀军在千年之前就在我身立之处默默开过,朝着长安的方向坚定地前进。我们同样闻着山林的味道,感受着陇西吹来的风,这是何等让人激动的体验。
——马伯庸:《文化不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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