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岭：宏大的存在感——《大秦岭》题外话

大秦岭：宏大的存在感——《大秦岭》题外话

当它叫终南山的时候，它是文化山，和一切人有关，也和王右丞李太白韩愈有关。

当它再叫秦岭的时候，它是自然界里一座有着大块结构的山，古人说它“分地络之阴阳”，李四光说它还具有影响日本地质构造形式的力量。“脉起昆仑，尾衔嵩岳”，这句话虽是一句自然地理式的描绘，但实际上它一揽了中国文化的观念。

古代堪舆者的阐释中，中国陆地上自北向南，纬度每隔8度就有一列横向的山脉，非常突出。《尚书·禹贡》中说是“三条四列”，到李四光，不过又换个说法，是“三纵四横”，其实没有区别。那三条纬向的地质构造就是所谓的“龙脉”，藏风聚气，埋葬着中国历史上几乎全部的帝王。最北边，从阴山、贺兰山起，进入山西，起太行，渡海而止，如果在这里画一条线，蜿蜿蜒蜒，像是一条龙形，这就是风水家说的“北龙”。这条龙脊的两边，数一数，无数的帝王陵自西至东排列，西夏王陵、成吉思汗陵、清西陵、东陵，金代帝陵、明十三陵、辽代帝陵等等，不一而足；第二条就是“中龙”，由岷山起，沿秦岭，进入关中一直到泰山入海，再数一下，这里陵墓最多也最显赫，三国刘蜀帝陵、咸阳汉唐帝陵群、秦始皇陵、洛阳邙山帝陵群、北宋帝陵，还有正热炒的曹操高陵，等等；“南龙”则是由世界屋脊的藏地、云贵、湖南延伸至福建、浙江入海，这里计有藏王墓、滇王墓、南越王墓、五代吴越王墓、南朝帝陵、南宋帝陵等等。

我很欣赏这个说法，它不褊狭，把各个朝代、连少数民族的政权也都全部囊括进去，显得气度很大。阴阳师的说法当然很准确，因为支撑他的是老中国的观念——阴阳五行说。

五行观念，弥漫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它应当是七世纪以前中国人的思想、知识和信仰，葛兆光的话颇具启示：古代中国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知识世界，可能需要我们今天的人区同情地理解，因为它有可能是另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它构成了和西方现代科学不一样的知识体系。西方的科学是否穷尽了人类认识的历史？如果没有，那么，阴阳五行这类知识是否还有意义？

儒释道法，终究为表里。终南山，是一座佛教山，当然也可以说是道家的山。可是，那不过是那一类人即所谓精英阶层的知识体系而已，至少在唐时，这些环节只和社会的上层发生关系，和老百姓关系不大，唐玄奘就是一个典型，他是皇室的常客。佛、道的信仰到宋后，才轰轰烈烈地抵达民间，才有遍及乡村的庙宇。

秦岭是南北界限，在中国的陆地版块上，南北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它几乎构成了一部历史。

司马迁说，“秦岭，天下之大阻也”，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它不光是一个阻滞，而且还是沟通。“五岭”并不是说只有五个岭，而是五条通道，以数学的算式来计，至少要有六座峰。六座峰为什么又只叫“五岭”呢？正是因为沟通。有了沟通，中国的版图才是广袤直到海边，到天涯海角。

秦岭七十二峪，那只是小的沟通，真正秦岭山中有名的、起大沟通的是自古而来就有的几条大道。子午道、傥骆道、蓝关道、褒斜道、陈仓道等等，每一条都和征伐有关，也都和沟通交流有关。昭王南征，沉于汉水，《左传》里记过，周原出的墙盘上，也刻上去过“广批荆楚，唯狩南行”，眉县新出的逨盘上也有“扑伐荆楚”的记载。不过，子午道上，一骑红尘妃子笑，也可以视作南北物资的交流。

然而，秦始皇却并不走这个路线，他没有面对秦岭，而是切着秦岭的沿儿，向东出征，就像源自西北的每一条河水，都蕴涵着无比的巨能，他出了关，便向东边倾泻而出，无法抵挡。

秦岭是一条东西横陈的山，因而它导致了中国古代战争的方向基本是东西方向。东、西意味着开疆拓土，而南北却是内战。我自己常这样想，隋唐之际的浅水原之战应该是东西方向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战争了，李世民自那次战事之后，西北无忧，国土安定。而后世的战争就转向南北方向了。南北是内战，辽宋金代及以后，大陆上的战争方向基本就是这个，也基本和版图无关。因为在汉武、唐宗那里，他们已厘定了疆域。再后世，秦岭在抗战中，虽非成为蒋百里划出的国防线，但事实上，秦岭的阻隔，造就的四川天府，成为一个民族最后静候出击的后方阵地。大陆新出版的《陈诚回忆录》（最近正看）里，他讲到三十三年（1944年）桂柳战事后，“敌乃纠众十余万，大举向西北进犯，以作窥我陪都再一次之冒险。十二月五日，独山陷落，贵阳震动，重庆人心惶惶。（某某）等主张政府撤至昆明，以避其锋。……我（竭力主张）重庆万不能撤，因兵源粮源皆仰给川省，重庆放弃，即无异放弃四川，放弃四川，则凭借尽失，将何以为战？”，可见，当时日本人力图逆地理之势夺取重庆，但是赖有天府之险，局势终可扛下来。

地理上，南方本是逆势，如果向北攻击的话，则是仰攻。国民政府退居秦岭背后的四川，敌人无论自东来，南来，皆是仰攻，因此，在陈诚的布局里，最后的国防线应是“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限。”这是底线，绝不能让敌人突破，幸“天佑中华”，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么广大的疆土，我们才有这么大的战略回旋，自然也付出天大的牺牲。

可是历史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话却是事实。秦亡汉兴，汉的胜利，毋宁说是楚的胜利。李长之说，汉的文化并不接周、秦，而是接自楚、齐，这是有道理的。他说：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语言。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也是因楚语而然。我们关中话里，结尾词里常有“……先”，实际不是“先”这个字，而是“些”读“先”的音而已，楚辞里常有这个语助词，屈原《招魂》诗，几乎一句一个“些”。

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史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

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惟项羽会作那楚词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词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

实在不愿多举了，碑林陈列的汉墓画像砖、石，人神共在，那显然是“楚风好巫祀”的世界，是“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和“山鬼”。有兴趣者和喜欢反驳者可去看看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学术著作，有血有肉，精神饱满。

还有，秦统一中国后推行的郡县制，这个凝成中国大一统结构的制度实际上就来自楚国，它是周人封建制的反动，而秦人只是顺应历史潮流，秦的成功也就在于它的包容力，无疑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西北恰是一个接纳不同文化的交叉点，秦人正好站在那里。

包容的另一面就是展开，就是扩张，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梁启超在世纪交接、东西撞击的节点上曾思考过中国的文化，那便是：中国文化圈是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

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都会频频看到从秦岭脚下出发直到大海边缘的秦始皇巡游的身影。始皇帝一共出巡五次，于中原地区，只是路过，而他匆匆行程的重点总是在边缘地带：陇西、秦皇岛、碣石、芝罘、会稽，他筑长城、绵延北疆，还是确认帝国的边界，他不惜用石头垒起一条长长的界线。

在许倬云先生看来，这似乎是一篇故事。在故事中，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我们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

围绕秦岭，我们还可聚连起一个文学的谱系，《诗经》里，“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汉魏六朝、一直到唐诗。在唐人心中，秦岭是权力的中心，也是退却的所在。李世民写“重峦俯渭水，碧障插遥天”，那是高屋建瓴者的气度。终南山又写作“中南”，潘岳在《关中记》里解释为“居天之中、都城之南”，假如写作“终南”，那恐怕就是都城南边的尽头吧。王维在《终南山》诗中，首句劈面而来：“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他就由此看到了无边的远处，这是多么大的气派！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学者川合康三用一句“庞大的存在感”来评价这首诗，真是抓到王维骨子里的精神。中唐时韩愈一首《南山诗》，204句，几乎要把南山的每一处都要尽情描绘，可见唐人的野心。

现在，它叫秦岭，可别被表面的名字迷惑。在上一代的知识体系里，它就是南山，秦岭的名字只是地理书上的说法。

住在渭水北原的我从小看南山，那里常被一带雾气所迷漫，那是气象学里的暖湿气流遇高山而停滞，因此南山下、长安县那一地带是最好的土壤，生长着口味不错的水稻，即使历史上大的饥旱年代，那里也不无舒适。在传说里，南山终日湿雾，那是黄帝战蚩尤时，风伯雨师的战阵。然而，峻可及天的南山终是黄帝走出迷雾的指针，奉黄帝之命专心去制作指南车的风后，在胶着的战斗之际终于推来一辆伟大的发明，它所循示的地标就是南山。这个伟大的发明和《大秦岭》里所描述的“蔡侯纸”一样，都和秦岭有关，它最终改变了世界，然后是世界来改变中国。

许倬云先生的一句话，令我沉浸在无限的怅惘之中。

他说，17世纪到19世纪的中叶，这是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制度，还能运作的最后一段岁月。因此，你能够想到，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日，是一团一团向前只管涌动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