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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经济的形成》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发展模式在任何地方都会“自然而然”促成工业突破。事实上，这些核心区域的人均增长都不大，大部分都是通过更多的分工来实现增长的，而且受限于光靠市场无法克服的基本技术与生态限制。
透过晚近对其他区域的研究著作，我们发现这些论点全都无法让人信服。事实表明，1750年前，或甚至1800年前，西欧人比旧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的同时代人更有生产力之说，并没有什么道理。
没有哪个区域会“理所当然地”走向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断裂、避开共有的资源限制，或是扮演起“世界工厂”的角色。
对于欧洲之所以走上独一无二的发展路径，最著名的文化性解释，乃是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禁欲”资本主义的探讨，但许多更晚近的学者把焦点摆在欧洲人对消费（尤其是奢侈性消费）的心态所产生的刺激作用；有些论点则主张，存在某个欧洲独有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想借此把这些看来彼此矛盾的看法合在一起。
这些论点接着主张，这些高身份地位的消费模式受到“较低下”人民仿效。都市化对这一仿效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创造出集中市场。新的自我观和社会结构里的流动性增加，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仿效之风，不只使暴发户得以通过适当的消费方式，用手中的钱取得合适的社会地位（social niche），还使“中产阶级”乃至部分穷人也有机会这么做。
拿茶叶消费量来比当然不公平。高运输成本、关税和垄断事业，使茶叶在欧洲比在中国贵上许多，而且欧洲人还喝数种中国所没有的饮料（咖啡、可可和葡萄酒）。
首先，虽然使用奴隶来生产较便宜的糖，但整个欧洲的糖消费量并未持续稳定上升。如今欧洲的人均糖消费量远超过1800年时的英格兰，但一旦有专业化且注重成本的种植园为新兴的“消费社会”生产糖，糖的“征服世界”就似乎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如果在任何地方消费量都下跌不大，人们自然不会注意到下跌。而中国这一人口增长的分布情况与欧洲大相径庭。至少在1750年至1850年间，在欧洲大陆相对较繁荣的地方（加上爱尔兰），人口增长普遍居冠。
在中国，糖、烟草和茶叶绝大部分产自本地；这三项物品的贸易，竞争性很高，涉及许多规模颇小的商人，利润率相对较低。
这一贸易未给中央政府带来庞大税收，因此未有特别有力的利益团体推动提升这些物品的消费，却同时有政府官员积极压抑这类消费。
中国境内，能让糖（或茶叶、烟草）的产量持续增长而不致减少谷物产量的地方愈来愈少。诚如后面会说明的，在华北这个关键地区，棉花（或许还有烟草）的产量，在 1750年至 1900年间大概降了不少，因为急速增加的人口需要更多土地来生产食物。
欧洲所消费的糖、烟草和咖啡几乎全产自其殖民地，且用得自美洲的白银买进所需的茶叶；于是，从某个意义上说，致瘾食物的消费量日增，完全未像在中国那样，压迫到欧洲的谷物供给。欧洲所消费的大部分棉花，若非来自殖民地，就是来自前殖民地。
殖民地的生产结构，也迫使种植园主在农场交货价格下跌时必须增产糖和烟草。对中国蔗农来说，这样的压力就小了许多，因为他们也种维生作物。
有一点值得一提，即从英国以外欧洲的人均糖消费量在18世纪晚期陷入停滞来看，欧洲大陆许多地方比英国更像中国，而这一停滞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类似的限制。而英国的糖消费量之所以出现令人瞩目的增长，或许可在北美洲找到部分原因。
在其中一种社会里，“商品”和“市场”决定社会关系，交换被视为个人主义的逐利行径；而在另一种社会里，社会关系规制经济，身份地位支配消费，人们关注互惠。
体系愈近似于时尚体系，人们会愈快更动自己持有的物品，从而增加需求。此外，由于特许体系的本质会阻止地位较低的群体仿效地位较高之群体的消费，因此在较近似时尚体系的体系里，精英的主要回应之道，不是禁止仿效，而是改用新物品（或新的展示物品的方式），把旧物品斥为“低俗”。于是，这种体系导致各阶层里每个想维持社会地位区别的人，和想消弭（或跨过）这些区别的人，都不断追逐物品。它也可能导致明确的品味准则的问世，并随着印刷品和受雇的私人教师助人投入这一竞争，而反过来导致那些准则商品化。
中国、欧洲最富生产力地区的人均布消费量即使只是大略相近，都颇具启发意义，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江南11府的人口比联合王国多了将近一倍时。此外，中国的棉布衣似乎比英国制的棉布衣还耐用许多，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是如此。
这使我们把目光移向华北。这个地区的资料特别缺乏，不同作物面积所占比重的变动，可能比其他地方都来得剧烈。一方面，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表示，山东、河北两省在1900年的棉种植地总共只有300万亩，到了20世纪20年代增加为500万至600万亩（尽管此区域受到军阀不少摧残），到了30年代又更多
华北三大产棉省的其中两个；关于第三个省河南，我未找到有用的资料）。这一增长很可能是恢复到先前水平，因为我们已知道全国棉花产量在1870年至1900年间下跌，而由于华北在19世纪晚期承受过数次旱灾，可想而知人们会减少这个非常吃水作物的耕种面积。就连克劳斯的20世纪20年代的数据，也几乎不到这两省耕种面积的3%。
但即使西欧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积累实物上非常类似，却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之处。欧洲消费的成长和转型，似乎在实际所得增长和下滑时期都未停下脚步，更在18世纪中期加快脚步。比较中国、日本境内的趋势，都未发现这种方兴未艾的加速现象。
清朝不只在1644年后成功重建秩序，还局部恢复了公益服务（包括当官和投身朝廷所鼓励但未主导的慈善事业）作为人生理想和身份地位标志的光环。而从前述的角度来看，清朝的这一成就，很可能阻止了时尚的成长，就如同这一成就也抑制了精英对佛寺的赞助一般。凡是主张出仕重获重视一事产生了拖慢时尚成长的广泛心理效应的论点，都必然流于猜测，但从中至少显示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关联。清朝时严格的官服规定，可视为某种禁奢令的施行。
清朝重振中央政府权力一事，虽然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曾以为的那样，掐断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更广大经济土壤上的生机，但可能还是足以把“特许体系”重振到稍稍拖慢“时尚体系”成长的程度
除了胡椒，这些舶来品几乎都是通过采集而来，而非由人种出来的。光是这一点，就使这些物品的生产不可能像新世界的种植园那样，因为有着大量奴隶在严密残酷监督下密集工作而得以集约化，从而不可能使单位价格下跌。人可以开垦更多土地来生产糖，却无法养殖更多鲨鱼或为生产燕窝的鸟打造更多丛林栖地。曾经有人试图借由掳人为奴来增加采集工的数量（尤其是在苏禄王国，位于今日的菲律宾南部），但采集工作本身的分散性，意味着连奴隶都保有颇大的讨价还价权力；加勒比海种植园那套营运方式在此完全不可能。
从约1400年起，中国着手为其经济重新制定法偿币。这是由于先前一连串失败的纸币实验和元朝（1279—1368）严重管理不当的铜币政策，已使中国没有广被接受的货币媒介。在这一重新货币化的过程中，白银渐渐成为价值储藏（store of the value）工具、大型交易的记账货币（和往往也是实际交易媒介），以及这一庞大且高度商业化之经济体的官方支付媒介。这创造出对白银的庞大需求，使白银在中国的价值（相对于黄金和其他大部分物品），远高于世上任何地方；而且中国本身银矿不多。于是，在西方船只抵达亚洲的百年前，中国已在进口大量白银（大部分来自日本，部分来自印度和东南亚）。
西方在白银出口上的巨大优势，使来自亚洲且能决定时尚走向的象征社会声望的商品大量流入欧洲。
为这一需求促成成功商人与工匠进行新的资本积累，使较大型的经营者具有新的优势，从而催出生雇用无产阶级化工人的资本主义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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