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三元九运，明年2024年~2043年属于九紫离火运，便借此机会，和大家谈谈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吧，希望未来这个话题能火，许多朋友比较信这个。也确实， 在这个发展飞速变化的世界中，作为个人深深感到自身的无力而求鬼神、命运来获得心灵上安慰，这也是算命大师、风水师和心理学专家生意火爆的原因。本文主要谈一谈其背后的原因。
跟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华夏族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世俗化。也就是说，没有强烈的信仰，并非神权至上，像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和穆斯林世界，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皇帝和国王只不过是神权的附庸或者干脆政教合一，教主直接掌握政权，在华夏大地上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虽然也被儒家附会成天子，用天人感应说来把皇帝神圣化，但是皇帝的权力基础还是世俗的而非来自天上的众神。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自可为耳，并不是什么君权神授。当然，这并非是说什么中国例外，在早期华夏族跟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并无二致，匍匐在神灵的脚下，毕竟对于远古的人类来说，世界上未知的威胁、不可理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弱小的人类不得不求助于神灵来解释这一切。皇帝、蚩尤、大禹治水等传说时期已经不可考，有着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的商代，对神灵可是无比虔诚地信仰，商人认为天上的上帝（非是西方的“上帝”）庇护着臣民，个在天上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掌管着万物生死，国家大事都要通过龟卜征询上帝的意见，特别是祈雨、战争、农事、疾病、巡狩、灾难。为了讨好这位大神，商人祭祀上帝或鬼神，动辄就用几十甚至几百个人殉葬，其中大多数为奴隶，但也不乏有地位的人即贵族。这也是古代民族的普遍信仰，在圣经中记载亚伯拉罕用自己的儿子来祭上帝，大概人们觉得，不用自己最好的东西来献祭，天神不会满意。考古学家发现的甲骨文有一大半是占卜纪事。商人不但国家大事祀祖先和对外战争上占卜，就连生病、求雨、预测庄稼的收成等生活上的事情，也用龟甲、蓍草等占卜，可以说占卜浸透到商人的灵魂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文化信仰，离开占卜商人就不能被称作商人。这种现象在上古文明中均有之，埃及文明其统治者法老干脆就是神灵的化身，为了维护神灵血统的纯洁，埃及的法老们都是兄妹结婚的——这很可能是最为源远流长的埃及文明衰落的原因，在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一个个晋惠帝般的白痴统治者折腾；在古希腊，若遇战事，人们一定要求神占卜，各城邦都养了一大群随军巫师。犹太人的圣经旧约中记载，最初的犹太人是由教士统治的，摩西就是一位大教士，最初的犹太民族是没有国王的，国王只是因为军事上需要一个领袖而被民众呼吁，而且还是被教士膏立的。巴比伦文明也是神权至上，汉谟拉比大法典石柱的最上端图案描绘的就是君权神授。然而华夏民族从周朝起就开始摆脱了神灵的桎梏。周朝是一个世俗化的朝代。神权已经让位于世俗的政权，虽然还有一定程度的迷信，但是王朝的统治者对于鬼神上帝的态度，只是“敬鬼神而远之”，并不像商人一样迷信和盲从。这是因为此前看似无比强大的商，在弱小的周及其盟邦打击下，突然间便土崩瓦解了。他们意识到，商人用来吓唬弱小部族的上帝观或鬼神崇拜，是没有根据的；商之所以灭亡，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未能“以德配天”，未能“敬德保民”，而非因为不祭拜上帝，或祭祀态度不好或方法不对，惹得上帝不高兴，不再关照他们了。换句话来说，是世俗间的力量而非天上的神灵来决定王朝的兴衰。周朝的开创者对于鬼神之说就不甚相信。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周武王通过殷朝内奸得到消息，商人的主力部队在淮上一带与东夷作战，于是大会诸侯，出兵东渡黄河，趁着过农历新年的机会偷袭宗主国商国，在途中祭祀们用龟甲、蓍草占卦都是大凶之兆——说实在话，偷袭一个立国近六百余年的中央帝国，祭祀们内心都不看好——加上过黄河时候有遇到滔天巨浪，看来是上天在警告，于是祭祀们纷纷劝说周武王收兵，不料周武王将蓍草抛掉、用脚踏烂龟甲，说道：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坚持讨伐商纣，结果一举成功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要是周武王犹豫了，让商朝的主力部队回师，讨伐商朝的战争胜负尚未可知。
既然祭拜上帝没有作用，依然被属国偷袭亡国，那么还有谁会去信仰神灵呢？神权在华夏大地上的衰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每个宗教信仰必然会遇到的困境。人们信仰神灵，一个最直接的动机是有效。一个没有效果的神灵、不能医死人、肉白骨、不能庇护信仰者降灾难给渎神者的神灵，终究会被信徒抛弃的。所以圣人耶稣传道也要像江湖术士一般行神迹：治病驱魔救人、拿出一个永远吃不完的大饼，等等。
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灵、或者说有这超自然力量鬼神一类的高等生物存在吗？至少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上，能够直接干预物质世界的神灵是不存在的。如果这样的神灵存在，那么商帝国就不会被灭亡，犹太人的上帝在其子民被灭国和奴役的时候也从来未现过身。能够响应信徒们祈祷而干预现实世界的神灵在历史上从未有过——除了在游戏中。
至于形而上的神灵，例如科学家逻辑中的第一推动，黑格尔认为物质世界是精神的显化，印度教认为梵是世界的本源，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精神进化出物质，还是物质进化出精神，本来就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我们的世界是否源于上帝的创造，身在局中的人类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而且这样的上帝、神灵存在与否，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一个创造出宇宙万物和规则的上帝、神灵，本身也遵守这种规则，这样的创世神灵存在与否对于世俗社会而言是毫无意义的，而一个能够直接干涉物质世界的神灵在人类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想要实证这样的神灵是否存在无一例外遭到了失败。
穆罕默德在传教的时候就曾经遭到过质疑：既然你是真主的使者，那么你能够让大山走过来吗？穆罕默德命令大山走过来，很显然山是不会听从人的命令，默罕默德自己向大山走过去，说道山既然不肯过来，那么我就走过去，幽默地化解了这一个检验。可以说，任何实证的检验对于宗教来说都是致命的。就像集权统治，依靠谎言与暴力来维持统治，宗教的手法也是类似，中世界的基
督教靠狂信和火刑来维持，现在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如此，对于任何质疑的人群用恐怖暴力来回应。佛教相对要高明一些，用来世和因果说等无法验证的东西来回避这个问题，现代的基督教将爱与宽容、天堂其实也是走上了佛家的路子。其实这个来世、因果和天堂之说也是漏洞颇多，要不然也不会有“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之类的说法了。历史上南北朝时期、辽国佛教大行，可是一些信奉佛教的君王和国家都下场甚惨，如梁武帝和北魏元氏，所以他们都在最后发出了“礼佛无用”的上当受骗哀嚎，决定他们命运的是人是世俗的力量而不是神灵，“不问苍生问鬼神”，不去好好治理国家，殷鉴不远。
禅宗达摩祖师看到了这个逻辑上的悖论，所以在梁武帝问道：我建了许多寺庙，也礼敬僧人，有什么功德没有？达摩答道：没有功德。因为如果功德能够被量化，那么梁武帝后来被饿死的悲惨遭遇，且不是自相矛盾？
可是达摩祖师虽然回避了宗教因果实证性的问题，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宗教虚无化的问题，既然求神拜佛无用，我们又何必信仰神灵呢？
自从周之后，国人对神灵的信仰就归于虚无，落脚点在一个实用上。皇帝求长生、炼丹，秦始皇信奉方士找寻长生不老药，古往今来，为求长生，死在丹药上的皇帝贵族们不知凡几，最出名的嘉靖皇帝，最后一个死在丹药上的是雍正。而民间对神灵、祖先的崇拜都是为了保佑自身、升官发财、家在平安、身体安康之类的世俗需求，求的都是现世、此岸，而非宗教意义上的彼岸，所以国人是逢庙就烧香，见菩萨就拜，并非是对神灵的一种信仰而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的，万一有用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国人这种特别强调实用的风气在古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农业社会的红海条件下做到了极致，没有哪一个农耕文明能够跟中国相比，就像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跟中国比山寨和世界工厂一样。但是这种过分关注实际、实效、近期利益，而不注重理论和长远，也压抑了国人的创新精神，使得中华文明一直桎梏于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红海内转圈圈而不能突破开启科技革命进入工业时代。究其原因，应该是在古代底下的科技水平下，中国的农耕与儒家文化很容易导致人口激增而陷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中。由于人口过密化导致大多数人恶劣的生存条件的大环境下，绝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吃、一有饥荒就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一切都是从有不用、能不能吃的角度来考虑，不能吃的、不能用的就抛到一边，理论？道义？多少钱一斤？能当饭吃吗？
国人对神灵的膜拜更多像是一种交易而非信仰。“从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之类关于人生际遇的口诀中，中国人相信的是命运，而神灵的作用甚至是排在名字和外貌的后面，聊胜于无。在商以后，神灵开始走下神坛，而另一种神秘主义的思潮——谶纬开始兴起。所谓谶纬，谶是指应验的预言，神的启示之类，分为图谶和符谶等，这个东西出现很早，在先秦时代，《左传》中就有一些谶语，为方士和巫师所作，纬则出现得晚一些，在两汉时代流行，是方士化的儒生附会儒家经典编出来的神学书籍，为了与经书相对应，称之为纬书，在东汉时期，纬书被称为内学、秘经，儒家的传统经典反而被称作外经，如同圣经中的里圣经、黑圣经，佛学中的密宗一般，成为东汉时期的官方神学思想。由于涉及政治社会的敏感话题，虽然汉朝的统治者利用谶纬来神化自身的统治，但是汉末的黄巾军起来让统治者看到了底层民众利用谶纬起事的危害，谶纬是一枚双刃剑，而且多数时候还是利大于弊，所以魏晋之后历代统治者都禁止谶纬之说，以免被人利用来危及统治。
如有人看之后，待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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