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丞相名称背后的权利演变（下）
上一节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从秦朝到清朝，丞相名称的主要变化及其背后原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在这浩瀚的2000年时光中，皇帝与丞相一直在玩着同一个游戏——皇帝总喜欢用身边的秘书班子来架空丞相，可是临时班子时间长了，翅膀就硬了，就演变成了正式的丞相。这时候，皇帝又开始怀疑了，于是又用自己的亲信组成新班子取而代之，这样不停地循环着，乐此不疲。
这个游戏背后反映出的是法家创立的皇帝制度的一个基本逻辑——制衡和防范。皇帝怀疑所有人。在宫中，怀疑仆人和妃子们通奸，干脆建立了太监制度。在中央，生怕丞相不听话，就玩这种架空游戏。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好皮囊，秦代之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法家的逻辑来进行的，皇帝们的政治老师一直都是韩非子。
当然，很多皇帝都是偷偷读《韩非子》的，毕竟这本书已经臭名在外了，皇帝们要做出“独尊儒术”的姿态呀。
最搞笑的是和王安石一起搞改革的宋神宗，早在登基之前做颍王的时候，就对《韩非子》兴趣浓厚——
颖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雛校，永日：“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日：“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这段话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颍王好学，有一天拿出一本《韩非子》，让秘书去校对错字。秘书说：“这本书阴险刻薄，不是本好书啊。”颍王说：“我就是收藏一本，不是喜欢它。”
哈哈，《韩非子》真是太了不起了，它太实用，引得帝王们不惜偷偷地专研它，可见，它是最好的帝王教科书，所以说法家文化从来都没有从中国政治中消失过。
上面讲的这些是中央。
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皇帝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去捉摸。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内重外轻”、“外重内轻”。前者表示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后者是反过来，中央权力弱，地方权力强。
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可是把皇帝们的头都磨大了。
面积大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
面积小吧，地方官的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他们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周振鹤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
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可轻重之间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很难的，难度主要在于对省一级政府的大小的掌握。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省一级政府大到可以集中力量来平息各地起义，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小到没有能力反叛中央。
呜呼，这个把握真是难于上青天啊！以致于中国传统时代的政府总是不停地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那是帝王们被现实重创之后做出的适时调整啊。
那么，到底是如何调整的呢？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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