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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招待宾朋的地点,安排在盼盼饭店。
几年前,弟弟买了天山集团楼下的一间门面房,现在装饰成了经营烟酒的批发部,生意还行。门面的右手边,就是占了五间宽的盼盼饭店。饭店前面有一个阔大的停车场,对过是几百亩的花园,景色宜人,空气清新。
弟弟安排在这里,自然有互相帮衬的意思。饭店和烟酒是共生关系,就像羊汤馆前的烧饼摊,学校门口的书店,洗澡堂边的照相馆。
十几年前的“三年大变样”,让进城务工的村民受益不少,很多人迷恋上打工,自家耕地荒芜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老辈人不忍放弃养命的土地,但农产品价格一直很低,在土坷垃里刨出新媳妇,是绝无可能。
弟弟也不甘心一辈子窝在农村,和人结伙在市里开了一家饭店。但在大城市开饭店,可不像有钱有人缘就能红火那么简单,单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杂事就让人心疲力竭。不长时间就赔了几十万元。后来干过合作社,又经过三年疫情,谈不上好,但也不是很惨。
父母在的时候,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小窄路遇顶头人,要侧侧身,让对方过去,自己才走得安稳。我想这应该是弟弟这些年,屡经挫折还能挺立不倒的关键。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在关键时刻帮了别人,自然也会被雪中送炭。
在农村,儿子结婚是大事。弟弟安排在饭店,是有些铺张,我也没有反对。家里添人进口最是喜庆,喝点好酒,讲点排场,也没什么不好。好酒好烟给亲朋乡亲们享用,总比请客送礼四处求人心里踏实。
我被安排在礼账桌上。主笔是我上小学时的张老师,共和国的同龄人,头发略微发白,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记得有次我偷偷跳坑(就是在村边的池塘玩水),到校晚了,张老师让我们站成一排,用指甲在我们胳膊上划道。结果有了白痕,让张老师大发雷霆,打断了手中的木棍。村边坑里的水不是很清澈,风吹干皮肤后会留下一层泥土,这是鉴别是不是玩水的直接证据,我们也无从反驳。
张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三乡五里来的宾朋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而且张老师还能记住大部分人的姓名,我不得不佩服。我问张老师某个人,说教过他的父亲,也教过他的姨夫,还对他上学时的点滴如数家珍。
说到我的故事时,我却没了什么印象,也没觉得上学时怎么用功。说到我后来在城里参加工作后,他去找过我,我隐隐约约能想起来,至于什么事,是不是帮了张老师忙,怎么也想不起来。但也不便细问,只好哼哼哈哈躲过。
我也是靠自己努力从农村打到县城的人,乡亲们谁去找我,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因此在村里还有些人缘。幸亏自己这辈子没做过大官,也就没有了当了官怎么不认乡亲们的诟病。
礼账桌负责收红包的是增爷。相比较张老师的瘦小身材,增爷算得上是高大魁梧,然后就是连续不断开张老师的玩笑。张老师不恼,我不好意思接口,只能讪讪而笑。
因为多年的婚姻关系,村里人的辈分很乱,年龄小的骂年龄大的娘,年龄大的开年龄小的媳妇的玩笑,很是常见。大家都不在意,哈哈大笑之后,反而自然随和,更融洽了在场气氛。
相比较官场上那些应付公事地握手,今天天气很好的敷衍话,脸上堆满笑心里却恨不得插上对方一刀的大场面,乡亲们之间骂上几句嘴,抓对方的短处开个玩笑,甚至搂头打上一巴掌,才是感情的真实流露和曾经亲密关系的彰显。
弟弟充其量是个买卖人,礼金不用躲躲藏藏,都是你给我初一,我还你十五的人情往来。有人问是否把礼账抄一份贴在墙上,弟弟嫌麻烦,明确反对。
中午陪弟弟每桌敬了酒,下午就没有再喝,整天酒醉会让弟弟妹妹担心。晚上八点多后,还有朋友陆续来,我却困得不行。仔细的生叔看到后,问我回不回家时,我坐上了生叔的车。
生叔比我大九岁,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尽管时间不长,交往却很深。生叔那时是代课教师,教我们初二英语。他不是科班出身,晚上学,白天教,倒也让课堂有声有色。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上学时,在老家土墙头南边的马路上,我和生叔结伴步行。母亲为我新作了条裤子,为了显摆,我把上衣扎进系了皮带的裤子里。生叔发现我裤子的皱褶挤在了皮带扣的两侧,便让我站好,蹲下身子,双手帮我把皱褶向两边拉平。
这个动作虽不大,但让我既舒适又惶恐。我以后不仅注意到了仪表,而且后来当了老师时,需要在学生面前蹲下身子时,我从来没有一丝的犹豫。
秋雨淅沥沥下了一天,生叔执意把我送到弟弟的房子门口,我只有站在雨中,挥手跟叔再见。
家里有很多人,打了遍招呼,敬了几杯茶水,聊了些天。等只剩下自己家人时,便也不再客气,回屋就进入了梦乡,脚也没有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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