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特立独行的斗士
据说，明史里面对孙传庭有一句特别耐人寻味的评价，“传庭死而明亡矣”。
先说两句闲话，汉语真是一门神奇的语言。仅从这句简单异常的评论里面，就能传达出很多信息，它既是一种判断，又不全是判断，它缺乏判断的逻辑感。它是一种慨叹，也不能算是完全地感叹，它没有感叹地沉重感。它以一种近乎于白描的手法，把深沉的感情蕴含于简单的事实之中，令人一再回味其中，无法释怀。
继续说孙传庭，贴个简历。
孙传庭（1593~1643年），字伯雅，号白谷，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明朝名将。
一表人才，多有谋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及第，授永城县令。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崇祯帝即位后，起为吏部验封郎中，迁顺天府丞。崇祯九年（1636年），出任陕西巡抚，组建秦军，伏杀闯王高迎祥，平定河南农民起义。崇祯十五年（1642年），拜陕西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都督七省军事，带兵镇压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崇祯十六年，战死于陕西潼关，以马革裹尸而还，时年五十一岁。
孙传庭是明末的著名战将，一度还是崇祯几乎唯一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的统帅。大明帝国在决定和清朝力量对比的战略决战，“松锦之战”失败后，以“关宁铁骑”为核心的帝国东北野战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后降敌，此后再也无法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而此时，孙传庭统帅的十几万七拼八凑的用来与农民军周旋的军队就是明王朝手里最后的力量了。
不过，我不准备从一个战将，一个指挥官的角度来谈论孙传庭。明朝末年，其实并不缺忠心耿耿，能力卓绝的文臣武将，和孙传庭的文韬武略处于同一个水平，具备同样风骨的人不说是比比皆是吧，但也并不是非常罕见。我要说的是孙传庭身上的另外一种气质。
老孙的履历上提及，孙传庭，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进入北京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崇祯八年（1635年）秋，孙传庭出任验封郎中，后越级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市）府丞。
也就是说，从整个天启一朝，就是木匠皇帝朱由校的时代，到崇祯初年，孙传庭的选择是回家种地。他没有选择像著名的东林党党员，或者其他刚直不阿的朝臣们一样，与无恶不作的宦官魏忠贤展开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他只是简单地选择了放弃，选择了不合作，选择离开这个污浊不堪的地方，他不屑于这样的争斗。
孙传庭不是不关心社稷民生，家国天下，他有自己关心的方式，当他认为一件事情已经丧失了意义的时候，他就不再涉足其中。当时局要求他必须有所作为，而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就义不容辞地出来为国效力。他复出以来干过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至为急迫，至为危险，他的同僚们避之不及的事情，直到身死沙场。
孙传庭的选择是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另外一种风骨。论语里面讲，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还讲，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孙言。大致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孙传庭的选择，要观察环境，不做无谓的事情。这种风度和气质比之于宁折不弯，杀身成仁还要来得艰难一些，因为它是情感和理智的协调，是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它蕴含着一种反躬求己的自足精神。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
同月，李自成攻破长安，孙传庭的妻子张氏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杀，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孙世宁被一老翁收养，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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