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传庭脱厄于身陷囹圄的境地，重新复出时，已是潼关告急，人心惶惶之际。
崇祯重新起用孙传庭，意在驱使后者效命沙场，与闯军决战。身为一国之君，为了保住祖宗的江山，崇祯的用意是实在的，守护基业，维系皇权的统治本就无可厚非，可崇祯生性多疑，起用孙传庭又对其手握重兵心存忌惮，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不是殚精竭虑的筹划如何安抚百姓，扑灭各地蜂拥而至的义军，而是对统兵将领妄加猜疑。循着影片的这一提示，影像里的史迹浮现出它的本来面目，明末，朝廷对地方军阀的约束已成为存在于形式上的一种象征，地方实力派与朝廷在组织架构上的联结日渐松散成了难以掩饰的事实。在这一事实面前，有抱负，有担当的“医国者”凭藉个人努力试图力挽狂澜的作为最终会付之东流。
孙传庭就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医国者”。他的个人悲剧性在影片开篇就已注定。孙传庭脱厄后，立即带兵前往潼关迎战闯军。此时的孙传庭对闯军与明军双方在军备上的认识还停留在自己未下狱之前，毕竟彼时的孙传庭将李自成剿杀的只剩一十八骑随其远遁山野。带着这一认识，孙传庭自信的对崇祯夸下了放在几年以前还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海口，自己只需五千精兵就可破敌于潼关。孰料，孙传庭夸下的这一海口在现实面前化做泡影，也让其在随后的日子里向朝廷申请粮饷与兵员的补充时扩大了崇祯内心的猜疑。
孙传庭甫一到任，就斩杀了潼关守将贺人龙。贺人龙在与闯军作战时率部哗归，沿途斩杀百姓人头，以此冒功。在孙传庭的行辕，贺人龙若无其事的献上首级并夸耀一番，如此大大咧咧的嚣张气焰从一个侧面说明此举在明军里已是常情。这一情节加深了孙传庭身上的悲剧性色彩。他当众斩杀贺人龙，意欲以此整肃军纪，却未曾想到，军纪松懈已是时下明军里的一个顽症，纵使潼关在孙传庭的整肃下，军纪得到较大的改善，可其它的统兵将领哪里会有如孙传庭这般的清醒之人呢。孙传庭的个人努力初见成效之时，也让其在力挽狂澜的路上走得愈发艰辛。
斩杀了贺人龙，孙传庭继而发现，潼关守军所用的火铳皆为粗制滥造之物。待到了解实情后，孙传庭意识到，这些劣质火铳在自己还在狱中时就已经装备军队。毫无疑问，在利益层面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不是孙传庭的个人努力能解决的，朝廷用他的目的是为了命其去击退闯军，而非对一系列问题做出追根究底的揭示。这也成为影片在分寸上拿捏的恰到好处的脉络走向。在孙传庭的视角下，除了装备军队的劣质火铳，用盛满沙土的粮袋制造军粮充实的假象、潼关富绅对孙传庭的大手笔行贿与富绅们捐献军饷时的吝啬形成的强烈对比、富绅们对军屯田的侵占，都在一种对分寸的拿捏下流畅地展览出来，创作上的冷静则在其中起到了极强的抑制揭示的作用。
通过一系列对问题的展览，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种种弊病在孙传庭这个“医国者”眼里恰如痼疾般棘手，却又无法开出一剂良方来根治此等现状。孙传庭不过在狱中就那么几年，脱厄后已被时代彻底抛弃，其中的讽刺令人深思。这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时代对个人的抛弃，而是时势对良知的碾压让坚守良知的个人惨遭被遗弃的命运。
“时势”何解？以影片里的一段情节为例。孙传庭请客，请赴宴的富绅为军队捐饷，收获甚微的同时，只得到富绅们修书，相帮着向朝中催饷的一句空头承诺。随后，在清退富绅们侵占的军屯田事件中，孙传庭在富绅们的集体抵制下，悍然动了杀心。时势在这里以利益集团的形式成为压制个人的工具，在个人企图冲破其掌控与阻碍时，又成为逼迫个人做出极端反应进而走向衰败的媒介。孙传庭斩杀了侵占军屯田的富绅，势必会在朝中激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个结果孙传庭不可谓不知晓，这就使得他在军备不足、兵员缺乏的情况下仓促出关迎战闯军，终结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
影片所刻画的另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则是医士吴又可。这个“医人者”的悲剧在于，他生于乱世，行医四方，藉由一副悲天悯人的“仁心”所做出的个人努力却毫无用武之地，这让这个人物的悲剧性色彩相较孙传庭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又可与同时代的医士相比，对病患的诊治方式独特，所开药方与他人迥异，这让吴又可不但因此被地方官拘问过，还受到了医界前辈的排斥和冷落。
在孙传庭的军营里发生传播性疾病的时候，吴又可对疾病的起源和发病机制提出了不同于师尊的见解，并且开出了与师尊相反的药方。泥古的师尊从维护祖宗传下来的药方出发，将这个有独立见解的徒弟逐出了军营。吴又可并非生错了时代，而是权威的意志不容置疑，在这一超越了时代背景的时势的主导下，似吴又可这般自由意志突出的人不易受到待见也就成为世之常情。
吴又可受到孙传庭的赏识，成为军营里医治传播性疾病的唯一军医。虽说孙传庭与吴又可二人相识相交只是电影虚构出的一种情节演绎，却在家国与个人情怀层面渲染出唯有“医国者”与“医人者”于冥冥中才具有堪称深度交集的机缘。此二人的家国情怀一致，个人情怀相近。前者救国难，后者济苍生，却又因为与时势相悖的信念被无情的碾压乃至遗弃。
吴又可治好了受“疠气”传染的士兵们，并且欲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掩护这些士兵逃脱上战场、继续服兵役的命运。不幸的是，在大军出关开拨前，出自孙传庭的命令将这些病症已去，尚在恢复中的士兵全部就地处死。
为了不拖累大军的行军速度就要处死全部病愈的士兵，一介平民的吴又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却又无力改变。做为平民的他，无法理解家国在孙传庭这样的“医国者”眼里的份量，为了力挽狂澜，牺牲无辜者的生命在孙传庭的道义里是可行的，而“医人者”吴又可，他的道义无非是拯济苍生，一旦苍生有恙，其个人努力付之东流也就成为吴又可落寞远去的悲剧性结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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