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的上午，妹妹开车带着母亲和我车游英雄城南昌。妹妹是在南昌长大的，大街小巷熟得很。八一大桥、阳明路、北京西路、丁公路、中山路……，这些熟悉的地名，对母亲来说，全是陌生之地。每次带母亲出来，母亲总是说：南昌的变化真大啊，现在也能算得上一流的大城市了吧，原来哪有这些高楼大厦。
我们无法知道，母亲的大脑里保存的是哪个年代的南昌街景。是六、七十年前她读中学时的？还是四十年前她与父亲离婚后带着姐姐和妹妹重返南昌时的？她自己应该也已经分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近二十年来南昌的街景已经在她的大脑里消失得干干净净。路过任何一条跨越赣江的公路大桥，她都当是八一大桥——她记忆里唯一的公路桥。
乐观地想，这世界对母亲而言，永远惊喜，永远新奇。
在外面吃了午饭，母亲摸出钱包抢着要付钱。
我逗她说：“妈妈，你那点儿钱可不够付这顿饭钱的。”
母亲很急，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一千块钱还不够？！”她现在既认不得钱，也失去了对物价的基本判断。
大概是午饭钱刺激了母亲，下午回到家后，虽然已经很累，但刚喘匀了一口气，就又张罗要搞清她工资的事了。这是每隔一阵子就要上演的一套节目，没事刺激时十天半个月上演一次，有事刺激的话，三天两头就要演一遍。故事的主线是老也不发的工资条，有时会增加一些副线，比如最近突然增加了粮油关系这个剧情。因此我们猜测母亲的记忆已经从九十年代后期退化到改革开放前后。
“我得去趟学校财务科，问问我的工资到底怎么回事，好几个月了，一直不发。”母亲穿戴整齐往外走。
我：“妈妈，现在在放暑假，而且是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去哪儿找人？再说，你的工资一直好好的发到你的存折里，就算你找到财务科，人家也没办法。你先把存折找出来再说。”
“我从来都没有存折。”母亲信誓旦旦。
我也毫不客气：“你有，而且你谁都不信，非要自己拿着。天天觉得女儿们要偷你的钱东藏西藏的，谁知道你又把它藏哪儿去了。你先把它找出来再说。另外，上次我和姐姐陪你一起取的那八千块钱你藏哪儿了？找到了吗？”
妹妹帮腔：“家里什么钱都不需要你花，你取工资干嘛？钱在银行又丢不了。取出来你反要到处藏，最后倒真都丢了。”
母亲一脸痛苦，回到自己的房间，一阵翻箱倒柜。显然啥也没找到。出来说：“我非得去财务科问问怎么回事。”
妹妹问：“你知道财务科在哪儿吗？”
母亲显然不知道。但这也不能阻止她的脚步。我和妹妹互相一嘀咕，爱去去吧，大热的天，估计她也没有体力走多远。果然，才二十分钟，母亲就回来了。热了一身汗，脱了衣服洗了把脸，倒在自己的床上。
二十分钟，以母亲的脚程，大概只走出去三、四百米远，连离家最近的办公楼都没到。我和妹妹继续忙自己的事，不闻不问，等着母亲自己说。一会儿，母亲从床上起来，坐在桌边，边吃水果边说：“刚出去碰到原来的邻居，我都记不得他叫什么了。聊了会儿天，我说要去找学校问问粮油关系和工资的事，他笑话我，说粮油关系都是哪个朝代的事了。唉，我也真是糊涂了。”
母亲的脸上又是羞惭，又是痛苦。她一辈子君子爱财，每一分工资都宝贝得要命，容不得他人染指。但偏偏到现在，怎么也搞不清自己的工资有多少、去哪儿领、怎么领，更痛苦的是，连想问询都全无头绪。生命中最要紧的事就这样成了一片迷蒙的无法触摸的雾，这份痛苦真的难绘难述。
“粮油关系也没有了可怎么好，去哪里买粮呢？”母亲愁苦地拍拍脑袋，回屋绝望地倒在床上。当她心情还好时，可以理解现在拿着钱就可以去超市买粮，想买多少买多少，没有限制，而且家里还有好几袋的大米、白面、挂面条。而当她心情不好时，这些就成了我们骗她的鬼话。
我除了冷眼旁观，并无他策。一时觉得自己很冷酷，一时觉得自己很无能，一时觉得人生好悲摧。第二天，她又闹着去财务科。大概是想我们陪她去，又不好直说，而我和妹妹就装糊涂，随她自己去，自然又是白跑一趟。听她的描述，我猜测她是摸到社区办公室了，结果人家正在午休，铁将军把门。
我逗她：“妈妈，你还记得自己多大吗？”
母亲答：“我是三六年生人，今年是哪一年了？”
我不答，看着她。她定定地看了我半天，嘴蠕动了几下，终于说：“今年是2021年，你算算我多大吧。”
我坏笑：“我不算，你自己算算你多大。”
她生气地看着我：“我算不清。”
妹妹在一边也坏笑着敲边鼓：“你连这都算不清，还怎么算你的工资。”
母亲更加生气。闷坐半晌，突然大声道：“我八十六了！”
我冲她竖了两根大拇指，说：“对啦！好了，晚饭想吃什么？”
说起来，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并没有官方的诊断。母亲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而且还非常地省钱。这两点合在一起，医院就成了她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去了那里等于说她病弱，还要花掉大把的钱。母亲仅有的几次就医经历，都是发生意外被120急救车拉进医院。
偏生这位顽强的女性意外特别多，仅最近十几年就摔断过腿骨、摔折了腕骨、摔得颅外出血、摔得颅内出血……如果再往前追溯，母亲这辈子出的意外简直数不清，其中好些次脚踩鬼门关，却又特别好运地遇到救星，又因她格外顽强的生命力和自强精神，从必死的伤病里康复起来。所以，这些意外非但没有给母亲以教训，让她变得谨小慎微一些，反而使她变本加厉地视危险如无物，好像笃定阎王爷的生死簿上漏掉了她的名号。到了晚年健忘，她就更是无敌了：“我什么时候摔过？从来没有！”或者“我摔了也能照顾自己，什么时候麻烦过你们？！”
由于母亲对医院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办法带她去做真正的系统检查，只是两次她摔坏脑袋时，借着机会照了脑CT和核磁。结论是脑蔫缩。可就算没有医院的确诊，鉴于我的外婆身患阿病十几年而死，我的大姨也已经到了阿病重症期，我们姐妹心知肚明母亲正走在同一条路上。
与父亲离婚后，母亲曾有过短暂的再婚史，但顽强而倔强的她，终非世俗婚姻这个小池塘所能容下。最终，她还是觉得无拘无束的独身生活最是自在。到女儿们都长大成人，她便沉迷于孤家寡人的生活。我和姐妹们说：“妈妈的理想世界，就是整个地球上只剩她一个人。从此再也不受任何人际关系的牵绊。”
开始的时候，母亲这种个性无疑是女儿们的福音。她独自在南昌生活，无论是物质、精神、感情任何方面，都不需要女儿们的分心。甚至，她会认为女儿们的请安电话都是她的累赘。家里的座机她总是拨掉电话线。给她买了手机，但她平时总是关机，隔段时间，打开手机，给我们发一条平安短信，当你收到短信打回去，已经又是关机状态。
随着母亲一年年老去，独立生活被我们发现了大大小小的问题，那没被发现的，用脚后跟想也知道只会更多。我们开始请求母亲北上与我们同住。尤其是每次母亲发生严重事故，姐姐便趁母亲伤后虚弱，把母亲接到自家。但每次母亲住不了多久，身体刚刚好转，就自己偷偷买了火车票“逃回”南昌。多次之后，我们便只好由着她“自由来去”，并时时担心她在南昌家里又发生什么意外。
有一阵母亲信誓旦旦，如果老了她就来个人间蒸发，让我们找不到她，绝不连累我们。我们问她：“如果您不见了，我们难道会不找你吗？”母亲淡淡地答：“你们找一会儿找不到我，可不就会回去过你们自己的生活了？！”
大概从那时起，我们发现母亲的思维越来越古怪，越来越不合常理逻辑。母亲老去的不再仅是身体，她的心智像一片染了虫的森林，一片叶、一根枝、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一径地枯死下去。
2019年夏天，母亲的状况已经很明确地无法再独立生活。南昌家里每一只锅都经过烈火的反复锤炼，糊得不成样子。再让她独居，早晚整栋楼都得被她点着。山不到穆罕默德这边来，穆罕默德就到山那边去。母亲不肯来与女儿们同住，姐姐便决定从上海搬去南昌跟母亲同住了。
最初，母亲不习惯有人同住。为了赶走姐姐，重新过上“自由的单身生活”，母亲也是用尽手段，说姐姐偷她的钱，骂姐姐是逼她死，诸如此类，几次闹得姐姐痛哭失声。但最终，在姐姐的坚持下，母亲接受了身边有人的生活，但绝不离开她自己的家。
而实际情况也证明，她一旦离开她熟悉的环境，病情就会急转直下，而一回到她熟悉的校园，病情就会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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