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于谦的悲剧

【史海钩沉】：于谦的悲剧

在“西湖三杰”中，于谦是悲壮的，他个人的遭遇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有关于谦的悲剧，相关史料都有着大同小异的介绍。从非常有限并且一致的史料中非要读出不同的感受来，历史研究者辛苦了。

若仅是以所谓的历史事件来进行推论，不免感觉要回到机械主义状态下，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使由人所构成的历史失去了光泽，而且也已经远离真相。当然，试图以今天的状态代入进历史的图画中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尽管这样，如果无法以通感的状态进入到当时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并用自己的假设去勾连史料中或大或小的缝隙，那么，历史的图画恐怕就很难被清楚地构建起来。

这里，我们试着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于谦：不以时间为轴而从人物发散开来。反复地阅读与于谦相关的内容，有几个名字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一般的故事，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了于谦的悲剧。

王振：明朝的太监对于朝局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刘瑾、魏忠贤等。王振的不同是他是在生活的窘迫中才开始了作为太监的职业生涯。虽然是秀才，但是他的进一步的仕途之路一直没有打开，赌博的恶习和老婆的压迫让他对出人头地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渴望。当他有一天能够影响帝王时，他为他制定的策略是天子亲征。两个都想证明自己的人终于在土木堡有了了结：王振被杀，朱祁镇被俘。如果说之前的于谦也是有才学和能力的，但历史就是这样，在不经意的结点转换了剧情，他在仓促中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虽然时势可以造英雄，但终究不如水到渠成来的更婉转更好些，至少“英雄”所生活的系统还有待适应和升级。

徐有贞：原名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仕途几乎无望。有一次，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对徐珵说：“朝廷不用兄，皆因圣上和几位公公(太监)都记着当年兄倡议南迁之事。”建议徐珵“将尊讳改一改……使内廷不知公为何人，老夫担保你越级超升，指日可待。”为了消除自己原名的负面影响以达到仕途通畅之目的，徐珵最终同意了陈循劝他改名的意见。他写好了一份改名疏，一再言明他的现名(徐珵)由于同自己某一代的祖先的名字相同，犯了祖讳，因而要求改名为徐有贞，字元武。徐有贞是有能力的，他的能力集中体现在治理山东水患上，多管齐下的治理方式不仅可以表明徐有贞的灵活性和执行力，还可以表明这个人是善于从全局角度审时度势的。所以，夺门之变能够极其顺利地进行，站在朱祁镇角度看，那就是他被簇拥着在一个正确的时间与一些正确的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夺门之变后，正是这个改了名的徐有贞一句话“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决定性地影响了于谦的结局。

石亨：因为有于谦的荐举才得以重用，本来石亨对于谦是心怀感激的。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他觉得于谦的功劳在他之上而没有封侯，内心更加有愧。于是，石亨就向朝廷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谁知却被于谦拒绝。不仅如此，于谦还上书景帝斥责石亨“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于谦的公而忘私让石亨又愧又恨。说起来，不管石亨的做法是否妥当，完全是一种人情世故，于谦即使不接受，也完全可以婉言谢绝，大可不必在景帝面前指责石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应该是居于庙堂之上的决策者们必须的基本素质。

朱祁钰：他成为皇帝是典型的天上掉馅饼。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政局波谲云诡，尽管各种势力暗自较量，但是这种较量在一个基本事实面前很快就有了分晓，那就是瓦剌在不断要挟，而且已经准备挥师北京了。在没的选的境况下，朱祁钰成为了明朝的第七位皇帝。吴晗先生曾说：“景帝是个好皇帝”，是指他和于谦对保卫北京立下很大的功劳，对人民是有功的。朱祁钰是一位性格宽仁、或性格温和、或性格软弱的皇帝，想必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当上皇帝的朱祁钰并没有立刻废掉朱见深的太子位，而是在三年后，这足可以感受到宽仁；英宗回归后，作为皇帝的朱祁钰有一些思想上的波动，行为上的处分倒也中规中矩，可以算是温和了；在与大臣们的各种较量中，可以算是软弱了。单就事实来说，朱祁钰在位期间无论是保卫北京还是发展经济，无论是治理水患还是民族文化融合，都做的非常精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朱祁钰一朝，有著名的工艺品“景泰蓝”，景泰的含义包括了“和谐、友谊、和平、繁荣、昌盛、如意、高雅、智慧等”，是对中华文化做了完美的诠释。朱祁钰是信赖于谦的，没有于谦，就没有他的帝位，没有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这种信赖显然是有限的，因为于谦的态度，他才决定迎回朱祁镇，但也正是因为于谦是不一样的君子，总归是不会用下三滥的手段的。

朱祁镇：明朝的第六位和第八任皇帝。朱祁镇的故事放在整个中国帝王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他以极大的豪情御驾亲征然后被擒，一年后作为太上皇被放回，七年后再次登上皇帝位。如果说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那主要是因为从细节或许我们可以还原出、揣摩出历史当事人的心理变化。一个意气风发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年轻君主被自己的番邦俘虏，这对于他的内心是多么大的伤害；在瓦剌的一年时间里，被作为筹码，这其中是怎样的煎熬？放回后的七年时间里，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跌宕起伏，尽管他能够成熟的隐忍，但是内心的伤痕恐怕已经沟壑纵横了。朱祁镇一定是非常有魅力的，例如在朱祁镇回国途中，瓦剌大将伯颜帖木儿千里送行，在最后离别时这位草原的汉子居然泪流满面。另外一位将军昂克，还打了一只獐子，特地纵马千里将獐子送给朱祁镇。朱祁镇身边的人深受他的感染，愿意为他赴汤蹈火，例如太监阮浪、王瑶等，宁愿身受酷刑也不愿说出对朱祁镇不利的一句话。这个有魅力的人不喜欢背叛，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背叛，尤其不喜欢以堂皇大道牺牲自己的背叛。

还有一些人物，他们共同的表演让那段历史精彩纷呈，这里就不再展开。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于谦的朋友圈（包括那些敌对者）似乎找不到绝对的护佑者。同情者不算。

这么读着历史，从这些密切相关的人物出发，再去思考于谦之死，感觉那几乎就是一定的。这样的解决对于于谦来说难道不是最好的归宿吗？杀身成仁正是儒家学人所追求的。他的每一步决策都有一个准则，这个准则是理性的，超出了意志也超出了欲望，他让理性所左右，自然他就会接受由这个理性所酿造出来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个结果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残酷或者不公，但这却不是那个理性考虑的范畴。

最后，不妨再看看于谦的那首《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