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郁闷的“副部长”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有了实权。
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目的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工作也是十分卖力的，希望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
但是，当了一段时间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那么兴奋了，心情非常灰色了。
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主要是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道光晚年的清帝国已经很腐败了，四肢五脏无不腐烂，可道光帝用的都是穆彰阿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曾国藩特别着急。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太难受了。
2.开罪咸丰皇帝
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不耐烦，想要回家的时候，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弟去世了，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帝登基了。
这下，曾国藩不提回家了，他要看看新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年龄很轻，但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他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他工作非常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奏折，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上谕，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然而，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
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是个很平庸的主子。
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担当。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而已，等这股冲劲过去，他就疲软下来了。
在应诏陈言问题上，咸丰皇帝已经表现出他有始无終的性格特点。对曾国藩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就扔进了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难免大失所望，郁闷不已。他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他预感的天下大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苦中，经过几个月的思考，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话要说地重些才行。
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端》，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缺点。
曾国藩希望通过这道奏折，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醒悟，改弦易辙，但是这个想法显然太天真了。
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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