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说,“九如巷中张家的四个女儿,谁娶了他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这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九如巷张家行三的女儿——张兆和。
1929年,沈从文应胡适之邀赴上海公学任教,邂逅了他的命数,张兆和。
岁月温柔流淌,终将送来良人。
可是这一场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到底是幸,抑或是不幸?
张兆和: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那个时候的张兆和,正值18岁,最绚烂的年龄,是上海公学的校花,她聪明活泼,美丽可爱,追求者甚众,带着少女被人倾慕的骄傲和未遇心上人的不耐,她顽皮地给他们编起外号,从“青蛙一号”一直数下去,以至于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要被排成“癞蛤蟆第十三号”。
木讷羞涩的沈从文,想要求得明艳夺目的张兆和,可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
他爱上了张兆和,却说不出口,就一封情信一份情信的用火辣辣的文字表白。
他在情书里放肆的表达着自己对她的爱恋,这爱恋执着又卑微。
他说“我却愿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他还说“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
他在信里把自己放的那么卑微,向一个只能仰望的女神乞求着眷顾,全然不顾自尊。不得不承认,他的这种自卑,来自于家庭出身的巨大差距。
沈从文出生于凤凰的一个行伍家庭,仅有小学文凭,15岁从军,漂泊多年,写作大多凭天赋。张兆和却出身富贵名门,典型的大家闺秀,她们家的四个姐妹,均以才貌双全著称。
他们不像钱钟书与杨绛,也不比徐志摩与林徽因。悬殊的家庭背景,天生就是一道鸿沟。
我猜那个时候“顽固地不爱他”的张兆和,应该是看不上这份卑微的求爱的,怀春的少女就像清晨初露的蔷薇花,渴望朝阳,渴望爱人强有力的呵护,而不是对卑微施舍一份同情。
沈从文出自湘西,有着天然的勇气和倔强的毅力,他契而不舍的写了四年,高频高质,像狂风暴雨般不停的冲刷着张兆和顽固的内心,终于敲开一丝缝隙。
他离开上海去青岛以后,在信里对张兆和说,“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
一个卑微的小孩子突然变作了体贴的男人,张兆和不免感动,“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爱,一生基调也许就在于这“可怜可敬”。
有的时候很怀疑张兆和究竟是因为什么答应了请沈从文喝杯甜酒,爱或许有,或许年轻的张兆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被追逐中,发现不会再有人像沈从文那般浓烈纯粹又固执的爱她,她赞叹他的才华,怜惜他的真心。她身边的每一个亲近的人都比她更先接纳了沈从文,他们既没有因为二人的师生关系而对其另眼相待,也没有因为贫富差距而横加干涉,反而集体“出卖”她,用爱与关怀的名义把她推向沈从文。
她的校长胡适拒绝她的告状,还代沈从文向她表白“他顽固地爱着你。”并自荐要当他俩的媒人。
她的姐姐张允和,在沈从文第一次登门的时候,就热情的邀请他进门坐坐,还埋怨兆和不该故意外出,放沈从文鸽子,甚至鼓动兆和去旅馆看望沈从文。
连她的五弟也特意动用零用钱请沈从文喝汽水。
甚至于她的父亲,最有可能成为阻力的大家长也开明的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张兆和终于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说“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出许多更好的文章!“于是有了著名的《边城》,湘西的翠翠,就是身边的兆和。
如果故事在这里落幕,会是一篇最美的童话。
张兆和: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但是婚姻才是现实的帷幕,当菜米油盐、家长里短一一登场。所有被浪漫和理想掩盖住的矛盾就会像墙角的苔藓一样悄然滋长蔓延。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却都不擅长打理家庭。时势动荡,颠沛流离,两地分居。沈从文的情信还在写,张兆和也一一应和,从《湘行书简》到《飘零书简》,生活的困苦逐渐绞杀了张兆和心中的浪漫,她自幼长于富贵,衣食无忧,现在却要独自带着孩子,而远在天边的丈夫在文学造诣上是天才,于世事却懵懂若孩童,在现实的压力下,张兆和的内心难免焦急气恼,她无法再只是谈谈情说说爱,她忍不住要抱怨。可沈从文不能理解,他惶恐不安,不明白心中的女神为何变了模样。他们一个是最浪漫的理想家,一个却不过是想做普通女子经营好家庭的现实主义者。
后来,便是特殊时期最晦暗的一段日子。张兆和与沈从文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歧,沈从文顽固不从,宁肯转去做学术研究,张兆和却适应的很好。
在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整理他的遗稿时方承认她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到如今知道,却已追悔莫及。她问自己,从文和我这一辈子,于他而言,到底幸与不幸。
可在沈从文离去后不过三五光景,她终究忘了沈从文,她看着他的照片喃喃,这个人认识,但想不起是谁了。
是因为情深至此还是因为爱怨纠缠,不愿回首?
或许对于张兆和,与沈从文相偕相伴一生,于她自己而言,也始终不清楚是幸抑或是不幸。她不懂沈从文,沈从文又何尝真正的懂过她。在那样的家庭长大,被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极大的滋养着,从不知困顿为何物,年轻时光彩夺目,总是被追逐,即使身为女子,也不免会有远大的志向。可是她遇见了沈从文,在他的天赋才华前,她的光芒微若萤火,她对沈从文的爱可能不及沈从文爱她的万一,她的爱是被动的,脆弱的。她不是杨绛,杨绛与钱钟书是对等的爱,琴瑟合鸣,甘愿洗手做羹汤。她和沈从文的爱不对等,无论家境还是性格,两人其实南辕北辙,在沈从文的笔下,她可以骄傲成女神,落到现实里,沈从文的单纯只会迫她狼狈无措。她更适合一份世俗的爱情,找一个她爱多过爱她的人,她和沈从文也许像王洛宾歌里唱的那样:
“我的生活和希望
总是相违背
我和你是河两岸
永隔一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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