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朋友要写电商扶贫方面相关的资料,让我从互联网的角度帮忙想想如何着手。
电商扶贫,是2015年国家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扶贫方式,简单说就是借助电商平台把农产品买出去,以达到帮助农民创收扶贫的目的。
于是我就开始查一些行业报告,发现很多报告都提到未来下沉市场和银发经济这两个趋势。
下沉市场是指除了一二线城市之外的地区,更多是指四五线及其农村地区,而银发经济是指老年人群消费者。
其实这两个趋势很好理解,资本本来就是逐利的,这几年一二线城市的头部用户被收割的差不多了,所以理所当然的开始向下收割其他用户人群。
不过虽然是逐利,但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终于有人开始关注这些弱势群体们了。
互联网做为一种基础设施,按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享受它带来的好处与便利,但可惜的是,信息曝光的密度从来都不是平均的,发达的城市、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通常会得到更多市场关注,而在此之外的人群,他们通常都是一个模糊的影像,没有多少人去关注。
但撇开市场价值来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被关注的人,因为他们更弱势,因为他们可选择性更少,因为他们的适应性更差。
所以我有的时候很感谢,快手、火山小视频、拼多多等,因为是这些产品把那些遥远的、主流人群之外的弱势群体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
于是我就查了一下现有市场上那些以下沉市场和银发人群为目标的产品,结果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
在少有的为这类人群服务的产品中,既然没有一个产品是单独针对于这类人群做设计的,它们全部采取主流人群常用的设计方式。
单独为这类人群做设计是指,一个产品应该根据服务人群的行为特点做相应的设计。
比如,老年人,一般的老年人眼睛普遍都有老花的情况,那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展示内容时尽量不要采取纯文字形式展示,就算采取也应该让它们可以被放大。再比如老年人群普通关节都比较僵硬,对互联网产品使用一般都不熟练,输入的时候就很不合适通过全键盘的方式来输入内容,可以手写或者语音,语音是最好的,还有交互方式也是如此。
从产品设计人员角度来说,如果一款产品只考虑商业价值不考虑人性化需求,就太不具人文关怀了,尤其是让没有经过互联网洗礼的老年人去适应已经被互联网洗礼很多年的年轻人习惯,说实话很残忍,尤其是面对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现状。
于是根据这些信息我就提出可以从产品的适老化这个角度来写如何让电商更好的助力扶贫。
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篇余秋雨的文章<抱愧山西>,这篇文章他写了山西曾经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允对待这件事,他从文人的角度表达愧疚之情。
他在文章中写到:
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
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同时他还提到了,宋蔼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山西太谷,被震惊到的事。
当时的太谷,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但这个华尔街却是靠着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的农民做西口走出来的,但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每一个走西口的人所经历的辛劳和酸楚实在是说不完。
义无反顾地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山西人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
但山西人硬着靠着他们良好的人格素质,走出了:
乔家大院,走出了“复盛公”商号,走出了那句“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
可惜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
几乎所有的文化学者都一直在躲避着他们。
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在当时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
然而世事变迁,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没有钱财,没有经济效益,就更没有什么社会效果,也没人为你发言,就算是你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唐尧古都,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没有人会关心,就像远在主流视野之外的那些弱势群体一样,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
他在最后写道:
中国的文人学士真是奇怪。
他们鄙视贫穷,又鄙视富裕,更鄙视商业,尤其鄙视由农民出身的经商队伍。
他们喜欢大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有把“兴亡”两字与民众生活、社会财富连在一起,好像一直着眼于朝廷荣衰,但朝廷对他们又完全不予理会。
他们在苦思冥想中听到有骆驼队从窗外走过,声声铃铛有点刺耳,便伸手关住了窗户。
山西商人曾经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述。
一种庞大的文化如此轻慢一种与自己有关的庞大财富,以及它的庞大的创造群体,实在不可思议。
为此,就要抱着惭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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