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里有一个词叫“天理”，类似西方的理性。贺麟先生认为我们中国的天理就相当于黑格尔的理性。但天理更多的是天命，它是人的命运，它本身是不受制于理性的，它的必然性也不能用理性来分析。天理不受制于理性，它受制于人情，天理就是情理，是人情之不可免。凡人免不了有这样一种情感，于是这种情感就叫作天理，就叫作人情，或者给它取一个名字——情理。
天理不是逻辑之理，也不是语言之理，不是逻各斯的理，它是一种人之常情，以及基于常情常理的直接体验、直观和直觉，说不出来，要靠自己悉心体验。天理写在书本上好像很明白，但是哪怕从小去背，背得滚瓜烂熟，也不一定懂，不一定能体会到，要经过长期的人生实践，最后才能悟到一些东西。
所以天理是不可以教的。宋代的理学家程颢就讲过，“吾学虽有所受”，我的学问虽然有人教给我，我是受教的，我是有师承的，但是“‘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两个字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那是教不了的，老师也教不了我，每个人都要自己去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传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有了这个工具、这个手段，最后是否能够达到你的目的，那还要看：一、是否努力，是否每天挂在心上，悉心体会；二、要有慧根，有天赋，我们今天叫“情商”，不是每一个人花了力气、花了功夫就能够体会到天理的。
天理，它是天机，不是工具理性，不是数学，不是逻辑，也不是目的理性，它基于每一个人特定的那些条件，父母所生的条件，以及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些外在环境都是不可抗拒、不可分析的一种偶然性。我生于什么世家、什么灵秀之地，这是无法追究的一种偶然性，它决定了我该怎样做。所以，它是没有普遍性的，它是非常特殊的。当然也有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们是一家人，那么我们可以互相沟通；我们是同乡、同地域，那么我们也可以沟通；我们同种，那么我们也可以沟通。于是我们就可以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这只限于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偶然范围，它不是普适的。就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人”能不能包括敌人呢？那不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我们不把他叫作“人”了，我们把他叫作“鬼子”（大笑）。要么我们就把他看作神，如果他比我强大；如果他不如我强大，或者我们想要打败他，我们就把他称作“鬼子”。总而言之，凡是不跟我同心，不跟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都不是人，而是神或鬼。
而凡是被看作和我一样的人的，我就认为他和我的心也一样——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测，没有必然性。这种猜测在今天国际化的大环境中显得越来越狭隘和不靠谱，因为人们不是通过理性，而只是通过自己固有情感的猜测来和他人打交道，但这种情感往往是不适合于他人的。对这种“将心比心”感到绝望的人，就会不相信任何人，而是陷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阴谋论中，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暴力崇拜或丛林法则中，变成道德虚无主义者。
只有真正的理性才具有真正的普适性，因为每个人都有理性，每个人的理性都是同样的，可以相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你说每一个人都爱国，这并不足以沟通，因为你爱你的国，我爱我的国，我们可以打得死去活来。唯有理性，在理性的前提之下，我们有什么互相过不去的地方，可以谈判，可以协商。只有理性才能够商谈，非理性就没法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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