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五年级，是在邻村的联小上的。所谓联小，就是六个自然村联合办的小学五年级，比各村小又高级了一等。班主任姓彭，是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外号猪蛋。
猪蛋的来历，据村里的学长讲是她的一次自我调侃得来的。一次彭老师面对不满意的班级大发雷霆，并指着自己红肿的眼睛自我解嘲道：看看，让你们气的，把老师的眼睛都气肿的像个猪蛋。外号就此私下传开，那个年代的学生就是这样，对同学起怪名情有独钟，对老师起外号同样毫不留情。
彭老师敢于消费自己，但更善于调侃他人，尤其是成绩不好或违反纪律的学生。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上校。
上校厌学也时常逃学。策略是，他与一位身材瘦小的邢姓同学先在上学路上等着我，让我捎假——一个头痛一个肚子痛，隔几天一个肚子痛一个头痛。口头交代完毕，他俩立马消失在青纱帐里，要么躲在玉米地里打牌，要么躺在水沟里抽烟。放学了，他俩又会背着书包在半路上等我，了解学校里的动向尤其是彭老师的举动。
我也有逃学的念头但不敢具体实施，因为我怕家里的一根藤条——一次满炕打滚装肚子痛，母亲上来就是几藤条，然后扯着我的耳朵边打边骂就提拉着去了学校。就此埋下阴影，此生没有逃过一次学。
连续几次之后，彭老师起了疑心，村里的女同学也看出了端倪，老师终于出手了。
那天上午，彭老师让上校站在了讲台前，三言两语就把他招降了。上校痛哭流涕表示一定要下大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老师问决心多大？上校两手比划了脸盆大小的范围——这么大。老师憋住笑：那你找个担保人吧，看有没有人愿给你担这个保。当时的场景使我联想到了赵本山调侃范伟的那句话——看到没，他自己就找去了。上校来到我面前直接跪下了——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坐着蒲团或小板凳上课，他不跪下我就得站起来，当然最恰当的姿势是他蹲下。我刚点了点头说声好，老师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引得学生们哈哈大笑。这笑声激怒了上校，他狠狠瞅了一眼并嘟囔了一句，我估计这嘟囔一定是骂起哄的同学——笑你妈个逼。
上校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我和大多数学生都没去上课，雨过天晴我来到教室上校却早已坐在座位上，彭老师笑着对我调侃道：你这小保当的可不咋地，要不要让上校给你当保？那个年代，老师喊学生的外号也是常有的事。她的话很灵验，不久上校又成了我的担保人。
那年的秋末冬初，不知是哪个混蛋领导也不知是狗屁专家萌发了移栽小麦的奇思妙想——像南方种水稻一样，先育苗，再把麦苗移栽到大田里。一个寒冷的上午，老师把我们带到了大田，一位老社员讲解示范了移栽的动作要领，我虽然出身农家但并不擅长农活，再加上冻僵的双手不听使唤，草草把麦苗捅到土里又草草盖上了几把浮土，就草草了事。
第二天，老社员去检查发现了问题，就找到了学校找到了老师，老师又找到了我。场面与上校惊人的相似，先上讲台挨批，挨批之后找保。当我把祈求的目光投向上校时，他急不可耐地点了点头，满满的成就感。这之间，老师发现了我头顶俩漩涡就借题发挥，说起了民谣——一个漩涡好，两个漩涡坏，三个漩涡死得快。痛哭流涕的我则在心里狠狠骂道：猪蛋猪蛋，你比我死得还快。自此，我与村里的其他学生一样，私下里直接用猪蛋代替了彭老师的称谓。
冬天到了，临近年底学校要家访了。一天晚上，我写完作业早早钻进了被窝，父母在炕上坐着说闲话，王校长、猪蛋再加上体育刘老师步行二里来到了我家。他们对我的在校表现都很满意，唯一不满的是移栽小麦的事，猪蛋把当时的情景重新复原了一遍。父母的回答很对三位的胃口，也一下子拉近了学校与家庭的距离，消融了老师与学生的隔阂。母亲说：孩子既然交给你们，你们尽管大胆管教，该打就打该骂就骂，我们绝不会说一个不字。父亲则对校长老师顶着严寒到访一直表示感谢。旁边的我，好像也听出点门道，看来当时是真把彭老师惹生气了，一股热泪顿时流了下来。校长走了后，父母的一致结论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好校长。自此，私下里我又重新恢复了彭老师的称谓，当年还被评为三好学生，这也是学生时代我最后一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现在回想起来，彭老师真的是一位很不错、很严格的老师，有事说事，从不上纲上线与道德品质与思想意识挂钩，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当然一些过度调侃甚至取笑，也许就是她的执教风格中的个别瑕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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