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到黄侃骂石瑛的母亲偷和尚的时候，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周围的人都看过来，我虽然停下笑，仍旧不禁想乐。这人做学问厉害的出奇，性格上却又偏激的厉害。
我想喜欢思考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偏激，与其说这是一些艺术家的傲气，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思想的逻辑。思考是将表象剥离，暴露出本质的过程。像雕塑一具雕像，促使其成型的，不是它本身，也不是它获得了什么，而是它舍弃了什么。舍弃才是思考的本质。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洁癖。
黄侃作为当时的大儒。也在私立学校代课，但是他只拿钱，却从来不去上课。后来学生不愿意了，找到校长。他最终才勉强去那学校上了唯一的一节课，开口便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性格可谓癫狂，然而藏在癫狂、偏激、刻薄背后的精神上纯粹的要求。却终究不是谁都能够理解。
就像辜鸿铭，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孟子的“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然而理解对于一个思想者，又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清朝灭亡许久，众人都将辫子剪掉，而唯有他依然留着辫子。当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学生们看见他的大辫子，哄堂大笑。辜鸿鸣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顿时狂傲的北大学生鸦雀无声，被击中了心灵最隐痛的地方。但是对于他来说，辩论和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了。
人一但惯于思考，便逐渐形成一种“唯我”的逻辑。在理念上，就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开始对其他的逻辑产生排斥。这种理念上的洁癖，容不下半点污渍。鲁迅一生骂过的人够多了，然而最让我觉得触动却是《死》里的最后一句话，“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一个都不原谅，因为在他的性格中从来也没有为对手留下丝毫可以逃脱的缝隙。
当由一种逻辑走向思考的纵深处，也会对繁复的表象表现出异样的眼光，这是对于表象的轻浮，也是对于自我的自负。 然后我想到尼采，他的自传名《为什么我这么聪明》，目录上非常明白的写着：为什么我这么智慧？为什么我这么聪明？为什么我能写出这么好的书？如此的自负与狂傲，也是洁癖的一种吧。也或者如此，黑格尔才会说“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他承担得起伟大的冲突”。
《尔雅·释宫》里说：“一达谓之道路。”《说文》里说:“道,路也,一达谓之道。通往一个方向的是道路。洁癖或者不只是一种排斥，更是一种坚持！也或者我们不该苛求走在一条道路上的人对于其他道路的态度，不过闲话而已。
然而坚持着一条道路最终会通向哪里？在道路的尽头，是否真的有某个彼岸，还是根本只是形而上指向性？
请看《我们讲和吧——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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