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武林派系一样，在经济学里，也有两个派系：MIT学派和Chicago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是指芝加哥大学的一群学者包括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他们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
但那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故事了。
更多芝加哥弟子的故事，请看昨天的文章：“华盛顿共识”其实伤害了很多国家
而所谓MIT学派，是指以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财长萨默斯以及IMF的布兰查德、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等组成的，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掌握重要实权的力量。与所认识的不同，MIT学派的核心，实则并非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大佬中的任何一人，而是现任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舍尔，前述诸人都曾师从于他。现任Fed主席耶伦虽非MIT出身，但她与其夫阿克洛夫合作提出的效率工资理论毫无疑问是新凯恩斯学派发展中的成果之一，因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是凯恩斯主义致力于研究的目标。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拥有MIT的Ph.D.学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前美国财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即将退休的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以及他的继任者Maurice Obstfeld，都来自M.I.T.，当然处在这个团体中心的是现任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上述这些大腕都是他的学生。费舍尔堪称全球财经界的“贾母”。
MIT学派的兴起，实则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信奉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乃至新古典学派的退场。伯南克力排众议实施的QE政策避免了世界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但同时也把世界带入了一场货币实验中。这一点无可非议，毕竟不同于芝加哥学派所信奉的自由市场，而强调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美，认定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终究要将对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经济现象的解释转变为对通过干预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或者说进行“改造”。
从IMF、世界银行到美国、欧盟、英国、印度等国的央行和政府要职，MIT学派的学术理念和政策主张都深刻地影响着各国乃至世界的货币政策。
因此，研究MIT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政策主张有助于理解全球货币政策的框架，并对未来的走向作出预判。
1，MIT学派群星闪耀
先来看看MIT学派有多牛：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拥有MIT的博士学位。
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拥有MIT的博士学位，他曾在世界银行担任了6年的执行行长，也曾担任过意大利央行行长。
前美国财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MIT获得本科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曾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哈佛校长。
前英国央行行长金（Mervyn King）曾在上世纪80年代在MIT短期教过书，期间他曾与伯南克合用过一间办公室。
前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1970年在MIT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197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前印度央行行长苏巴拉奥（DuvvuriSubbarap）也曾在MIT有过短暂的授课与进修。
即将退休的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以及他的继任者Maurice Obstfeld，都来自MIT。
位于这个团体最中心的，是现任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伯南克、萨默斯、德拉吉都师从费希尔。费舍尔堪称全球财经界的“贾母”。
除了这些重量级的实权派人物，在学术界MIT学派也是呼风唤雨。2002年至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中，来自MIT的经济学家有8位。
下面是一张来自华尔街见闻的图表，可以清晰的看出MIT学派之间的关联：
2，背后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
在MIT学派冉冉升起前，美国经济学界曾一度是芝加哥学派的天下。他们秉承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亨利·西蒙以及斯蒂格勒等。这些在经济学教材中闪闪发光的大师们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能使经济最有效地运行。
而MIT学派则尊崇凯恩斯主义，强调市场的缺陷，在经济陷入衰退时主张采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经济学家的两个主要阵营：“科学家”和“工程师”。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世界，工程师的主要任务在于改造世界。科学界的分野延伸到经济学界，产生了与此相对应的“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
新古典学派是经济学科学界的科学家，坚信市场是有效的，不主张政策干预；新凯恩斯学派则是经济学界的工程师，笃信市场存在重要的不完善，主张政策干预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新古典学派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而新凯恩斯学派则是在凯恩斯主义遇到批判过程中，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吸收和借鉴其他流派理论形成的。
芝加哥学派是新古典学派的代言人，而MIT学派可以作为新凯恩斯学派的代名词。在新凯恩斯学派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麻省理工学院的作用和地位可谓至高无上。
新凯恩斯学派的重量级学者中，除了MIT出身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学术和政治旋转门中的重要人物，例如哈佛大学的曼昆，斯坦福大学的斯蒂格利茨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菲尔普斯。
实际上，MIT学派势头压倒芝加哥学派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当时，芝加哥学派警告，通过宽松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应对危机，将导致滞涨，通胀和利率都会大幅飙升。而MIT学派则认为，在经济低迷情况下，通胀和利率都会保持低位，而试图短期内削减赤字会加深经济衰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在MIT，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未远去。诚然，滞涨显现了政策的局限性，但学生学到了市场的缺陷，及货币和财政政策对提振低迷经济所起的作用。这种思想开明又实用的方法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力地为自己正名。
克鲁格曼也是MIT学派的一员，他1977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
3，前赴后继的货币实验
他们实施的货币政策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无迹可寻。央行们实际上在做着一个高风险的实验，而这些措施的依据部分来自于一些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曾在MIT学习和教书的人们的学术成果。
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未能就如何在经济疲软增长时期平衡税收和支出等财政政策达成一致，但央行家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些道路不受选民和政客的影响，却有着大学时期频繁交流和联系的渊源。
如果央行家们的这条路走对了，他们将引领全球经济避开长期滞胀的困境，避免重复上世纪30年代的错误。如果他们错了，他们可能引发通胀或者播下下一场金融危机的种子。这场失败也可能导致全球央行的权利和独立性受到限制，而这在2008-09金融危机的紧急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后，这场巨大的货币实验在一片未知的领域中探索前行，到现在仍在继续。
在伯南克任内，他力排众议推出了规模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六年时间三轮QE轮番上阵，3.51万亿美元被注入金融系统，美国经济终于摆脱危机的阴霾走上复苏之路，今年美联储很可能时隔十年首次加息，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历程。
而美联储宣布结束QE3后，在欧洲，德拉吉接过伯南克的接力棒，今年3月正式宣布实施QE，规模为1.1万亿欧元，欧央行和成员国央行每月购买成员国国债、机构债、ABS等。到目前为止，欧洲经济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
这背后，实际上是MIT学派乃至更广义的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央行官员和政策学术背景与学术理念的一脉相承。
年初上任的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虽不是MIT 出身，但也是新凯恩斯学派重要人物，其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丈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G.A. Akerlof）一起提出了著名的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工资和价格粘性问题，对新凯恩斯学派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多将此举解读为此次派出新凯恩斯学派的掌门人物掌舵美联储，意在收拾金融危机残局，稳固新凯恩斯学派的地位。
再来讨论当前世界货币政策的核心：宽松。新凯恩斯主义看到的价格粘性使他们相信，货币政策会在短期中发生作用，从而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而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政策时滞在政策选择中起到重要的影响。这一逻辑体现在实践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自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宽松，为避免望文生义，在此必须指出的一点是，通胀走高时总产出的增加在近几十年中是观察不到的，这既非凯恩斯的认识，也非新凯恩斯学派的认识。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短期产出由需求决定，在中期供给决定产生；而在长期中，产出是由资本、技术和制度设计决定的。同时，市场非出清、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非瓦尔拉斯均衡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共同认识。
那么这一认识是怎样影响当前宏观经济决策的呢？在新凯恩斯学派的认识中，开闸放水可以应对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低通胀困局。对于当前央行普遍实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言，在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主要依靠定期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和影响。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去看一下伯南克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首先，低息是一方面；其次，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基础货币的扩张往往意味购债的增加——对欧洲央行来说，就是今年三月所公布QE和长期定向再融资计划，对于中国特色而言，还包括降准与放贷的窗口指导。
但回过头来，宽松货币政策给资产价格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当前，S&P500指数的市盈率接近27倍，两倍标准差于17倍的10年期席勒市盈率，不可谓不是泡沫；另一方面，十年期美债曾低至1.3%；欧洲、日本央行同时还实施了“负利率政策”，欧洲在今年三月10日宣布的商业银行在央行的隔夜存款利率已低至-0.4%。这就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了，因为从亚当斯密到新凯恩斯，似乎谁也没有论述过负利率的影响。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当前全球的资产配置的逻辑陷入了一个奇怪的过程之中，对长久期资产的追逐是舍本逐末的，价格和数量的双宽松造就了一个怪物。在美国企业债市场，Aaa级企业债收益率目前在3.5%左右的水平，而Baa级债权的收益率也仅在4.2%左右。企业债市场所反映的这种“繁荣”现象恐怕在1970年以来从未见过。单从Baa级债券来看都是垃圾。就在5天以前，德国汉高和赛诺菲集团以-0.05%的利率发行了两到三年期债券，融资成了赚钱的买卖，这绝对是欧债市场上的里程碑。所以说只要你不是傻逼，就能意识到目前在MIT学派治下的资产价格水平扭曲。换一个说法来讲，靠货币政策走出通缩已经弊大于利。
本次G20峰会公报当中，各国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即“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欧洲央行也决定短期内不再实施进一步宽松政策，血泪实验的结果表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自身恐怕难以促进均衡增长，财政政策虽然麻烦但的确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换个姿势走出通缩阴霾，就要面临资产价格崩盘造成的流动性风险，虽然现在停手资产价格的表现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但是至少在下次危机到来前，全球央行和政府仍能够有应对危机的政策工具。
我们现在很可能站在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拐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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