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杨澜的《一问一世界》。这本书中写道她曾在哥伦比业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选修一门《社会学》。
在上这门课时杨澜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她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
怎么会得一个B呢？于是，杨澜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问老师是不是搞错了？老师翻看了一下她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在杨澜的据理力争下，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她一个B+。
看了杨澜写的这件事，我忽然想起女儿寒假回来和我聊天中曾说起过她一门课，她的平时作业都是A+，这门课结业不需要考试，考试是用大作业代替，而她这门课的大作业也是A+，最后她这门课的成绩老师竟然给的是B。她说她想不通老师是怎么给的成绩，但她这个想不通也只是埋到了肚子里，而她向我讲述这件事时，我也只是表示了遗憾，并未建议她向老师问清楚。
此时，看到杨澜的经历，我觉得我和女儿的做法都错了。女儿应该向老师问清楚的，我不想说老师有什么问题，也许就像杨澜的老师一样，可能觉得女儿平时和老师沟通不够，集体参与度太低或是其他什么问题？如果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了，也好正视其中以便更好的改进，总比把疑惑埋在心里要好。
我和女儿的这种状态可能就像杨澜说的，我们国人所受的训练大多数都是回答问题，很少有怎么提出问题的训练。面对上位者既使心里有疑惑，大多数也是把这种疑惑装在了肚子里。
都说近二十年是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权威已经在年轻人面前逐渐消失，人们开始理直气壮的做自己。可是今天通过看杨澜这件小事，才发现人和人真的是有差距的。杨澜在哥伦比业留学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她就知道心中有疑惑就必须发问这样的道理。可我和女儿到现在还没有学会这个道理，尤其是在上位者面前会不由自主的表现出温良谦㳟的模样。看来有必要在暑假时要和女儿就这个问题探讨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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