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迫在眉睫：
一是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库空虚。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就给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写了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也就是说，账上一文钱都没有。没有钱的原因是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
二是官场体系有极大的问题。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混乱也不奇怪。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样看，朝廷岂不是花大把银子养了一群废物？确实如此，甚至连废物都不如。因为他们还要内讧，还要钩心斗角。还是在这个月，神宗接到投诉，两位监察官员弹劾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罪名是与儿媳通奸。
这对于标榜“以德治国”的大宋王朝而言，当然是天大的丑闻，欧阳修本人更是不能不答辩。他上书皇帝说：此事禽兽不如。如果是真，臣犯天下之大恶；是假，臣负天下之至冤。因此，恳请陛下主持公道，宣谕公正之臣查问：闺中隐秘之事，御史何以得知，秽行又何以败露？
欧阳修到底是欧阳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举报人当然答不上来，一会儿说记不住了，一会儿又说监察官员有权捕风捉影。查来查去，造谣者居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皇帝盛怒之下，将那两个监察官员同时贬职。
这件事耗费了神宗许多精力，结果却如此摆乌龙，皇帝再次气得无以复加。他愤怒地对那几个人说：放着许多军国大事不管，管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养着你们这帮废物，难道就是让朕闹心的吗？
宋的官场，真的已经腐朽。就连重臣们也让神宗感到失望。熙宁元年（1068）四月初一，退居二线的老宰相富弼来宫中见他。皇帝满怀希望也虚怀若谷地向这位三朝元老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愿陛下对外二十年口不言兵，对内维持安定团结就好。
神宗听明白了。富弼是知道自己锐意革新，才故意这么说的。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
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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