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内心冲突·第八章 和谐假象和辅助手段

我们的内心冲突·第八章 和谐假象和辅助手段

2018-01-21 卡伦·霍尼

第八章 和谐假象和辅助手段

人们往往用一个谎言来圆另一个谎言，再用第三个谎言来圆第二个谎言，无休无止，直到谎言像蜘蛛网一样将他缠住，再也无法脱身。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假如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没有追求真相的勇气，那么在他或他们的生活中就必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用谎言来应对麻烦确实很管用，但是它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然后又需要用新的谎言来解决，周而复始。神经症患者就是以这样一种怪异的模式来解决基本冲突的。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做出了相当彻底的改变，可实际情形就和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情况一样，完全没有效果，最初的困难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神经症患者以一种强迫性的方式，将一个表面看起来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压在另一个同样是表面上看起来管用的解决方案上，一个个堆叠起来。他可能将冲突的某一个方面单独突显出来，但他并没有解决被分裂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他为了使冲突失去力量，不得不疏远他人，让自己待在一个角落里。但这只能使他的整个生活都摇摇欲坠。他所创造出的理想化形象，看起来令各种倾向和谐统一，非常成功，但实际上只是令人格又多了一条新的裂痕。他企图突出重围，从内心的战场逃走，以为这样就可以弥补裂痕，可结果却让自己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

这一平衡岌岌可危，很容易被打破，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来维持平衡。患者四处搬救兵，如盲区、区隔化、合理化、超限自控、绝对正确、左右摇摆和玩世不恭等。这些救兵全都是些无意识的方法。如果针对这些现象展开讨论，将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我们不做这样的工作，我只针对患者如何使用这些方法来应对冲突扼要说明一下。

人们经常十分困惑，为什么患者自己看不到他的理想化形象与他的真实形象之间的鸿沟呢？毕竟那条鸿沟是如此明显。实际上，他非但看不到这条鸿沟，他连目前所面对的冲突也一概无视。这种最不合理的现象就是盲区现象。每当我察觉这一现象，就能注意到冲突的存在以及与它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有一位顺从型患者，他具备了顺从型人格的所有特征，而他自己也坚信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可是有一次他无意中跟我说，在某次员工会议上他很想找把枪将自己的同事们一个个击毙。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杀人念头在当时来说是无意识的，很多类似的破坏性渴望同样如此，但关键之处在于，他认为是开玩笑的杀人想法，绝对不会玷污他那圣徒般的理想化形象。

另一位患者是一个科学家。他十分自豪地说，他是他所在那一领域的开拓者，他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然而当他决定应该发表哪篇文章时，他却纯粹从碰运气的动机出发，挑选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大反响的文章。和前面所说的那位患者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对此并不试图伪装或掩饰。

再一个例子，一位男子自认为他很率真善良，于是坦言，他曾经把从一个女孩子那里索要来的钱财交给了另一个女孩子。他同样意识不到这是多么矛盾。

这几个例子让我们看得明明白白，盲区作用能够让患者意识不到自己的内在冲突。这几个患者头脑清晰，还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但他们深陷盲区而不自知，这无疑让我们感到无比惊讶。想要解释这些现象，仅靠“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对我们不关心的东西置之不理”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补充一句话：我们对做某件事的渴望程度，决定了我们对这件事的无视程度。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明白：这一类基于非客观原因而产生的盲区，只是意味着我们很不愿意看到内在的矛盾。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像上面的这几个案例中的矛盾，当事者是如何做到视而不见的呢？毕竟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有了特定条件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感情体验麻木不仁。再比如，我们过着一种把整体切割为局域的生活——很早以前施特莱克就提出了这一条件。他不仅讨论了盲区现象，还提出“切割”的几种方式，逻辑非常严密：一部分属于亲人，一部分属于外人；一部分属于朋友，一部分属于对手；一部分属于同僚，一部分属于下属；一部分对公，一部分对私。神经症患者用这种方法，让一个局域所发生的事情与另一个局域所发生的事情隔绝开来，二者井水不犯河水。这种生活方式，只有当患者的冲突强烈到令他丧失统一感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区隔化同样是患者因无法应对冲突而分裂的结果，与拒绝承认冲突别无二致。这一过程与理想化形象中的情况非常相似：尽管冲突依旧存在，但它游离于患者的意识之外。至于到底是理想化形象导致了区隔化的实现，还是区隔化导致了理想化形象的产生，这是一件很难说清的事。不过有一点很明确，无视整体，只生活于局域，必然对理想化形象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

我们必须将文化因素也考虑进来，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使得人类个体也变得像一个齿轮一样复杂，个人的价值无法体现，自我疏离者屡见不鲜。我们的文化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严重矛盾，于是个人对道德的感知力变得越发迟钝和麻木。道德准则再也不是人们的行事原则，人们不再会因为一位慈祥的父亲突然变成一个歹徒而感到惊奇。即便我们的人格处于分裂状态，但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同样人格不完整，所以不值得大惊小怪。在精神分析领域，患者看不到这种矛盾，分析师同样看不到，因为弗洛伊德抛弃了精神分析的道德价值，而只是将它看成了一门自然科学。分析师会觉得，将自己的个人道德观带入分析中，或者凝视患者的道德观，都违背了科学精神。事实上，并不只是道德领域存在承认矛盾的局限，其他理论体系中也存在。

以推理的方式进行自我欺骗，称之为合理化。人们对合理化的普遍认知是，它主要的用途是为自己辩护，或者为了迎合大家的普遍观念，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例如，生活在同一文化氛围的人，尽管需要合理化的内容各不相同，却都沿着同一准则进行合理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合理化可以被视为神经症患者企图创造虚假和谐以支持自己的一种策略。患者以基本冲突为中心，疯狂地建造防御工事，我们在这座堡垒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合理化作用的影子。患者以推理的方式，强化他的主要倾向，而其他任何可能与主要倾向起冲突的因素，都被削弱或者伪装，这样冲突就被隐藏了。这种推理过程实则是一种自我欺骗，但它可以让患者的人格合理化。我们不妨看看顺从型和对抗型人格，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作用。顺从型的人笃信自己是出于同情心而渴望帮助别人。但他实际上有强烈的支配倾向。假如支配倾向过于明显，他就将其合理化为乐于助人。再看对抗型，对抗型的人一定会否认他是出于同情心而帮助别人，他会把自己对他人的帮助行为合理化为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在合理化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动作才能达到理想化形象的要求。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必须被填平，这些动作才会终止。患者为了使自己身上那些令人讨厌的品质合理化，就以外化这一手段将责任推给外因，以此证明那些品质都是针对他人行为的自然反应。

我认为超限自控是一种原始的神经症倾向，患者的这种倾向可能会非常严重，他如同一道堤坝，阻挡泛滥的情感矛盾。尽管最初它很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但是久而久之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主。患者在进行自我控制时，不容许自己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无论是愤怒、自卑，还是性欲和热情。这样的患者，在接受分析时，会变得非常刻板，不会进行自由联想。他不愿意接受麻醉，宁可承受痛苦。哪怕他喝了酒，也不会变得更加兴奋。概言之，他企图压抑一切自发的行为和感觉。一些冲突外显的患者身上，这些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掩盖冲突，也没有特别坚持自我疏离以化解冲突，于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都无法占据绝对上风。之所以还能保持不分裂的假象，是因为理想化形象还在起作用。但是很显然，仅仅依靠理想化形象是无法实现人格统一的，尤其当理想化形象是由多个相互矛盾的理想组成时，它的力量就更加微弱了，所以患者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来达成统一。这种时候，患者需要以极大的意志力来控制冲突的恶化，无论这一动作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愤怒容易引发破坏性冲动，所以他必须拿出更多的意志力来控制愤怒。然而压抑的愤怒会产生爆炸性的能量，因此他又需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来控制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患者意识不到自控的强迫性本质，当分析师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超限自控时，患者就会为自己辩护，说任何文明人都需要自控。如果患者不进行这种超限自控，他会陷入恐慌，通常表现为担忧自己会精神错乱，所以，他的这种自控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显而易见，自我控制的目的或者说作用其实是抵抗被分裂的危险。

能够同时消除外部干扰和内心忧虑的手段，就是绝对正确，它具有双重功能。冲突得不到缓解，患者必然会陷入怀疑和犹豫，当它们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可以令患者失去一切行动能力，而只能听从外部因素的支配。如果我们自身信念坚定，当然不会被轻易支配。但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像站在十字路口一样，就会不知道该选哪一条，这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某一外部因素所支配，当这种因素支配我们时，可能只是拥有一瞬间的力量，但这一瞬间的力量已足以支配我们做出决定。犹豫不单指某种行为过程，自我怀疑也是犹豫的一种表现，如怀疑自己的价值和权力。

所有的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可以破坏我们的生活能力。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无法容忍它们。有的人看待生活，就像看待一场冷酷的战争，他会把怀疑视为缺陷，而且是一种致命缺陷。尽管他疏离他人，坚守孤城，可是他很容易因为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愤怒。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我发现一个事实，当对抗型倾向和疏离型倾向组合在一起，并成为一个人的主导倾向时，绝对正确就成为他保护自己的主要手段，并且他的这种绝对正确与他的攻击倾向正相关。绝对正确，简直是患者解决冲突的一把万能钥匙，他可以毫无根据地断言自己永远正确。这一类患者一定非常厌恶分析，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接受分析，就意味着他内心的和谐遭到了威胁。尽管这种和谐其实是一种死寂。通过合理化，这类患者将情感视为藏在内心世界的奸细，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它。

与绝对正确截然相反的一种防御策略是左右摇摆，它的作用和拒绝承认冲突异曲同工。有这种表现的患者只要感受到压力，就会像泥鳅一样溜到一旁，有点像童话故事中的角色。假如伪装成泥鳅依然没有摆脱危险，那么他就会变成一头跑得更快的小鹿。假如还是没有摆脱猎人，危险更近了，他就会变成一只鸟，从而飞走。这一类人从来不会掷地有声地说确凿无疑的话，他们经常否认刚刚说过的话，要么就是发誓刚才的话绝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一种奇特的能力，可以将简单的问题变得格外复杂。你简直没可能让他们明确表达对某件事的观点。哪怕偶尔他们真的想表明自己的立场，可是话一出口就兜来兜去，最后，你除了被兜晕外，一无所获。

他们时而富有同情心，时而尖酸刻薄；时而体贴，时而冷漠；某些方面很谦逊，某些方面又独断专行。总之，他们在生活中非常没谱。这类人可能一开始急切想要找一个强势的配偶，但当他们感觉受了委屈时，就会变得比对方更强势。当他们做了某件事，觉得愧对某个人时，他们出于懊悔竭力弥补过错，但是他们很快又觉得这样做太傻，于是变本加厉。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成不变的东西。

遇到这类患者，分析师也感觉无从着手，甚至认为连分析都没办法展开。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这类患者所走的统一人格的道路与众不同，他们没有建立起确切的理想化形象，也没能压抑住冲突中的某一部分倾向。通过这一类患者的反衬，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尝试的价值。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那些患者，无论其人格是哪一种类型，无论他们的问题有多复杂，但最起码他们的人格并不混乱，而左右摇摆型人格就混乱得非常严重。分析师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觉得这类患者的冲突是明摆着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出来，所以分析工作像走马观花一样。可是他会发现患者非常厌恶让问题明朗化，甚至会拒绝分析治疗。分析师应该明白，患者的这种举动，其实是防止别人探究他的内心。

玩世不恭是最后一种避免意识到冲突的方式，表现为否认和轻蔑道德准则。可以说，任何一种神经症都在一定程度上质疑道德准则，哪怕患者非常刻板地坚持他可以接受的某些准则。有很多原因能促成玩世不恭，但总的来说，任何一种原因都是以否认道德标准的方式而存在，所以这类患者完全不会花心思去搞清楚什么东西值得他相信。

玩世不恭可以是有意识的行为，于是成为马基雅弗利[11]主义者们一贯奉行并捍卫的准则。马基雅弗利主义认为世间一切皆虚伪，你只要不担心被抓捕，就可以为所欲为；除了天生白痴外，每个人都是虚伪的。这种患者对分析师所提到的“道德”一词极为敏感，而不管分析师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就像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对“性”一词极度敏感而无视它出现的场合一样。

玩世不恭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这种倾向可能因为患者口头上顺应众人的观念而被掩盖起来。患者可能不认为自己是玩世不恭者，但从他的言行举止却可以看出，他正是按照玩世不恭的原则行事。有些患者认为自己是诚实而正直的人，但又经常羡慕那些擅长采取非正当手段的人，并且因为自己做不到或不擅长这种手段而懊恼，玩世不恭者的情况与此非常相似，他们经常不知不觉地被困在矛盾中。分析师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让患者充分意识到他的玩世不恭，并且帮助他宽宥自己的这一毛病。另外还要让他明白，他应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道德观，以及为什么需要这样。

前面所讲的这些防御策略都是围绕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我将这一套防御体系简称为防御结构。尽管各种神经症在作用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它们无一不是以组合的方式构成整个防御系统。

[1] 请参阅哈里·爱默生·富司迪的著作《做真实的自己》，里面有关于屈服于外加压力如何使自己变得愚笨、迟钝的描述。——原注

[2] 请参照本书第十章“人格衰竭”。——原注

[3] 我在本书中引用的“缓解”（solve）这一术语，是指神经症患者用以消除内在冲突所做的尝试。严格来说，患者无意识地否认冲突的存在，因此，他的努力并没有“解决”（resolve）他的目的。患者的无意识努力，只是为了“缓解”问题。——原注

[4] 既然不能分别对待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态度，显然很多神经症疗法刊物中所持的一种观点是错误的，也即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对他人的态度，这两者中必有一种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更加关键。——原注

[5] 在本书中“类型”一词是一种简化用法，即代表某种倾向特别显著的一类人。我虽然很想创建一种新的概念，不过这必须依附普遍性的理论基础。而在本书中，无论是本章还是后面的章节，我都不打算自创一种新的概念。——原注

[6] 俾格米人是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中的一个类型，分布在非洲中部，拥有强健的体魄，自称“森林之子”。——译注

[7] 《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又译为《纽约人》，是一份涵盖新闻报道、文艺评论、散文、小说、诗歌、漫画以及纽约文化的综合杂志。——译注

[8] 史蒂文森用经典的话语描述过双重人格。他的“化身博士”，就是将人格中发生冲突的方面分离开来，以此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化身博士意识到自己同时具有善的方面和恶的方面时，他说：“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美妙的梦想，如果我能将自己的各种品质分别寄存在不同的身体中，生活必将不再那么难以忍受。我的梦想就是，把这些相互冲突的特性分离开来。”——原注

[9] 首先采用这一定义的是施特莱克和阿贝尔，请参阅1943年麦克米伦版的《发现我们自己》。——原注

[10] 卡尔·蒙林格尔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请参阅他的著作，1938年布拉斯版的《自我对抗》。不过他在阐述这一现象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的，他依据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学说，也即人有自我毁灭的本能。——原注

[11]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他奉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信条。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成了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