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给这篇读后感总结个题目，最后发现还是书名本身最贴切，《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作者尼尔-波兹曼，生前是纽约大学教授，著名的传播学学者，他先后出版的《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被称为媒介三部曲，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
波兹曼师从麦克卢汉，这师生二人理论水平都非常高，把传播学拉到了哲学高度，成了一门基础性的社会科学。他们俩创立了一个学派，叫媒介环境学，什么意思呢，用麦克卢汉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媒介即信息”，信息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来传播，比如语言、文字、电子信号、广播、电视、互联网……这都是信息传播的媒介，但媒介可不是一个纯粹被动的传播载体，它不是一截水管，只是把水流从这里运送到那里，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方式，同时又影响了甚至决定了信息的内容。
比如说在电话普及之前，写信是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住在异地的亲人、朋友之间，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互相寄封信，介绍自己近期的情况，问候对方，如有什么需要对方帮忙的事也得通过信件来说。那么书信的内容往往是很丰富的，对时事的看法，对往事的回忆，分享一本好书，等等。等到电话普及之后，书信这个信息媒介迅速没落了，我估计零零后应该都没有写过信，因为确实没必要了。但是通过电话交流的信息和通过书信交流的信息差异是极大的，一般都是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清楚就挂了，毕竟电话是随时可以打的。当媒介变成QQ、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时候，信息内容又变了，出现了颜文字，emoji，火星文……
总体而言，科技发展不断改造传播媒介，从而影响着信息内容。有趣的是，麦克卢汉和波兹曼师生二人对待技术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从《技术垄断》这个书名就能看出，波兹曼肯定是个技术黑，他确实对科技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态度，认为科技发展不断地侵蚀文化。而他的老师麦克卢汉则是技术粉，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信息传播的效率，这是好事。
但我们用技术粉和技术黑这样的标签来形容两位学术大师，显然太简单了。他们对科技与文化的关系有着非常深入的、有哲学高度的探讨，对于我们思考当下及未来的世界都很有帮助。《技术垄断》这本书学术性是比较强的，我试着用通俗的方式介绍它的主要内容。
波兹曼认为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时代，技术统治时代，技术垄断时代。这三个阶段划分的依据是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工具使用时代，技术是臣服于文化的，技术的运用主要是服务于人的基本需求，比如人们要种地，所以发明了锄头，要砍柴，所以发明了斧头，要遮风避雨，所以有了建筑房屋的技术。斧头可以用于打仗、行刑，建筑技术除了盖自己的茅屋，还会用于修筑城墙、宗教场所，这就是技术与文化开始交流碰撞，但这个时期技术是从属于文化的，技术只是为人们的生活、国家的统治、宗教活动等提供服务。
关于工具使用时代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波兹曼举了日本武士刀的例子，日本发明了独特的冶炼技术，锻造出古代世界质量最好的刀，但针对武士刀有着一套复杂的文化传统，它一般分为长短两把，如何佩戴，在什么场合佩戴，长刀什么时候使用，短刀什么时候使用，甚至在切腹自杀的时候如何使用长刀短刀都有严格的规定，武士必须遵守这些规定。技术就像是锋利的武士刀，在匣中跃跃欲试，隐隐作响，但文化就像古朴厚重的刀鞘，把技术紧紧控制住，不让它乱动。
但刀鞘逐渐控制不住宝刀了，随着几个重要发明的问世，进入了技术统治时代，这个时期技术向文化开战，并节节胜利。波兹曼认为开启技术统治时代的主要是三个发明：机械钟表、古登堡印刷机和望远镜。这些发明初始的目的可能很简单，但一经问世，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发明人的预料，深刻的改变甚至颠覆了社会结构。
欧洲的钟表源自12、13世纪的修道院，计时的目的是为了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向上帝祷告，但钟表对文化的影响可远不止提供了准确的祷告时间，人们发明了钟表，而钟表发明了时间。宇宙从形成的那一刻就有了空间和时间，但时间是什么？你很难说清楚，但钟表发明出来后，时间有了标准，它是秒、分、小时，有了钟表，人类才可能出现大规模标准化的分工合作，没有钟表就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14世纪钟表从修道院流传到了世俗社会，迅速带来了管理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个本意是让人们更加刻板的侍奉上帝的发明，最大的用途变成了积攒金钱，上帝在财神面前失败了，这是技术对文化一个重要回合的胜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是不主张积累财富的，耶稣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新教改革后，勤奋工作积累财富才变成了基督徒的美德。）
发明印刷机的目的是书商为了提高印刷效率，多卖书挣钱。但印刷机的出现深刻变革了一个时代。书籍便宜了，文化得到了普及，科学思想、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封建贵族对社会的垄断优势逐渐被打破，欧洲开始进入平民社会。这个过程在中国也是一样的，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出现的背景是佛教的大兴盛，为了大规模印制佛经发明了雕版印刷，但这个技术出现后带来了书籍的普及，于是才能通过科举挖掘民间的人才，史学界所称的“唐宋之变”，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没有印刷技术的进步，这种转变是无法达成的。
望远镜被波兹曼认为是三种发明中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它击败了宗教，是技术对文化一次最关键的胜利。望远镜的发明最初是战争的需要，但伽利略把它改进成了天文观测工具，有了天文望远镜，日心说从理论变成了实锤。伽利略之后，地球从宇宙恒定的中心，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独行客，孤悬在宇宙的一隅，默默无闻的在银河系游荡，这就让人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有兴趣？英国诗人弥尔顿用诗句描绘了天文观测对宗教信徒们带来的心灵上的冲击，他在《失乐园》中写道：
在他的眼前展现着
朦胧、浩瀚、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黑暗的、无边无际的汪洋，
没有边际，无底的深渊……
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们的本意倒不是要剥夺人们的宗教信仰。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虽然揭示了宇宙的奥秘，他们的发现确实最终炸毁了中世纪神学，但他们都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开普勒说：上帝写就了这个文本（星体运行规律），但上帝不得不等待六千年才盼来第一位读者（开普勒）。开普勒的说法代表了这些大科学家，他们都认为所有的规则是上帝预设好的，他们只是发现了而已。但是，这些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不可避免的摧毁神学，让理性主义成为文化的主流，历史进入了技术统治时代。
理性主义不好吗？波兹曼没有说理性主义不好，但他认为理性主义的发展，尤其是19世纪西方科学技术的爆发，带来了唯科学主义和科技决定论，人们从信仰宗教这个极端转到了信仰科技这个极端，人们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人就是无所不能的，这种思想从物质世界逐渐蔓延到精神世界，人们开始以科技决定论的思维来对待文化、对待社会，这就让波兹曼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比如福特发明的流水线作业，和开创了现代管理学的泰勒制，都是科技决定论的产物。他们相信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都像数学公式一样是可以层层分解的，把复杂工作分解为一个个细小的任务，科学的分配，社会就可以科学而有序的运转起来。但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人的主体性丧失了，变成了一颗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曾为多数人秉持的道德原则也变得模糊了。这就是20世纪以来哲学界研究最多的“现代性”问题。
不要小看现代性问题，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二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写过一本《现代性与大屠杀》，他认为正是现代性内部的一些本质要素才使大屠杀得以实现。他分析了好几个要素，其中之一就是在科技决定论影响下建立的现代社会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可以称为现代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每个人都是这个机制中的一个零件，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来看大屠杀，那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在集中营里，人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给犹太人分类归档，有的负责任务排期，有的负责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有的负责处理尸体。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个人是天生的杀人狂，他们可能是生活中正常的父亲、母亲、朋友，他们只是按要求完成自己的一份工作，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为60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责，“我只是每天负责填几十份表格”，在战犯审判中有很多类似的辩解。但他们确实是大屠杀的实施者，成千上万在私人生活中的正常人甚至善良的人，成了大屠杀的实施者，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现代性带来的问题。
总之，在技术统治时代，技术深刻影响和改变社会，但波兹曼认为传统社会机制还没有缴械投降，还在努力与技术对抗。比如学校、家庭、司法系统、国家政权、宗教等，这些传统机制曾经是信息流转的决策点，至少是控制节点。比如学校会通过教材、教学大纲控制学生的学习内容，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样。家庭在控制孩子接触信息方面，过去也是很有效的。法院的庭审规则、证据规则就是对信息流的控制和筛选机制。国家和宗教就不用说了。
随着印刷术、电话、广播、电视等新媒介的出现和发达，这些传统信息控制机制在于技术的对抗中节节败退，而到了电脑时代，它们放弃了抵抗，向技术投降，这就是本书题目“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由来。波兹曼认为，电脑、网络标志着技术进入垄断时代，科技带来的海量信息淹没了人们，人们迷信科技，迷信数据，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独立发现真相的能力。对此，波兹曼用医疗科技的垄断、电脑科技的垄断、唯科学主义、传统符号的流失等几章来论述，总体思路是技术统治时代分析方法的延续，就不详细介绍了。
考虑到这本书出版于1992年，我们不得不赞叹波兹曼天才的预见能力。当时的互联网才刚刚萌芽，波兹曼已经意识到它的威力，并且还对人工智能提出了忧虑。
这本书闻名已久，也大致知道主要观点，但之前一直觉得波兹曼是危言耸听，认真阅读之后，我的看法有所改变。虽然我还是不认同波兹曼对科技的批判态度，认为科技发展总体是好事，也相信人类能够驾驭科技。但他对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的坚决反对是值得深思的。科技擅长的领域是改造物质世界，但唯科学主义热情的把它邀请到社会领域、精神领域、道德领域，实际上这些领域并不是科学的主场。
最后引用波兹曼关于抵抗技术垄断的十条原则，又被他称为“斗士原理”：
● 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民意测验；
● 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 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做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 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 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
● 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
● 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
● 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
● 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 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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