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走到哪里，农民们都带去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光是播种，收割和脱粒，还有烘烤，发酵，囤积和拥有。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必须轻装旅行，就算他们不从事季节性游牧，也要随时准备迁居。与此对照，农民想要有所收获，必须储备粮食，保护牲畜或捍卫土地。要是有人头一个种了一块麦田，他必须面对这样的困境 ：怎么才能说“这是我的，只有我才能收割”。私有财产的最初征兆是8000年前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上哈啦夫人的封印，后来，人们又用类似的封印表明所有权。看到自己的猎场被“更可怜”更不顾一切的人瓜分了，残存的狩猎部落大概百思不得其解吧，兴许，该隐是农民，亚伯是猎人。
同一时期，随着农业取代了采集，放牧亦取代了狩猎。中东地区新时期时代定居点有可能发展成了市场，山上的牧民能够跟平原上的农民朋友彼此交换盈余。这下，猎人--采集者的市场变成了牧民---农夫的市场。哈依姆。奥菲克写道：“在人类的层面上，农业开始最便利的莫过于把交换的倾向固定下来，因为，要协调食物生产专业化和食物消耗多元化这两大需求，没什么能比得上交换。”
对只需满足自身需求的个人，甚至自给自足的部落而言，冶炼铜毫无意义。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开采矿石，又要制作极为复杂的风箱，在高达1083℃的炭火下冶炼矿石，这才能生产出寥寥几块结实的金属，有一定的延展性，却又不太过于坚硬。想象一下：你要伐木，用木头制造木炭，为冶炼生产陶瓷坩埚，挖掘矿石，把它碾碎，之后给铜铸模，进行捶打。只有依靠消耗他人存储下来的劳动（靠资本过活）你才能完成这份任务。此外，倘若人还处于狩猎采集的生产阶段，就算你能把铜斧头卖给其他人，市场规模恐怕都太小了，不值得你费工夫安装起冶炼作坊来。可一旦农业提供了资本，增加了人口密度，人就有上佳理由砍伐树木了，因为这时候，只要能把铜卖给临近的部落，市场的规模就打得足以维持一个全职冶铜匠人的社区。我们或许还可以套用两位理论家的话：“有了农业耕作，社会密集程度提高，更好地利用合作，协调和劳动分工的潜能，能获得可观的回报。”
故此，金属冶炼的发明，差不多是农业出现带来的必然结果（不过，最早开采苏必利尔湖附近的纯铜矿床的，显然是狩猎采集部落，这些铜可能是供应给太平洋附近以捕捞鲑鱼为生的渔民，后者的生活方式已经极为接近农耕）。铜的生产起初是在整个阿尔卑斯山地区，因为当地出产质量极佳的矿石。冰人“奥兹”死后的几千年里，欧洲其他地区的铜都是从这里进口的，再之后，才由塞浦路斯开采出来的铜取而代之。奥兹死后1000多年一点，在距离米特波哥（现在的奥地利）以西不远的地方，当地人就主要靠从附近山区的矿脉开采和冶炼铜为生了。这些住在寒冷山区的人发现，与其自己饲养牲畜，倒不如制造铜并用它交换多瑙河平原出产的肉和粮食更划算。铜并没有让他们变得十分富裕----未来几千年，英国康沃尔的锡、秘鲁的银、还有威尔士的煤炭，也都没有让开采者致富。较之多瑙河平原的农民，米特波哥的铜矿工人没有留下太多装饰品或奢侈品。但要是他们想在山区种粮食，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日子会更好吗？他们并不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是相应经济刺激，维持生计罢了，就跟所有当代人一样。：“经济人”可不是18世纪的苏格兰古典经济学家们凭空发明出来的。他们开采出来的铜，先做成重量标准的铜条，铜钿，之后又由其他的人切开，大范围的流通，很快变成了整个欧洲都广泛使用的原始货币形式，便利了货物的交换。
传统智慧大概低估了新时期时代专业化和贸易达到的程度，它似乎认为当时的所有人都是农民。但在奥兹的世界，有种植单粒小麦的农民，兴许也有种植斗篷草的农民，有制造斧头的铜匠，兴许也有制造帽子和鞋的不熊的猎人。不过，也有些东西，毫无疑问是奥兹自己做的：他的弓尚未完成，一部分的箭头也没做好。据粗略估计，生活在传统社会，典型的非工业化现代人，直接消耗1/3-2/3的个人产出，剩下的则用于交换其他的商品。一个人每年最多要吃掉300多公斤的粮食，这些粮食他们自己种，也自己吃，之后，盈余的粮食就用来交换衣服，住处，医药或教育。从定义来来看，人越是富裕，就有越多的东西来自专业人士。繁荣的显著特征是专业化程度不断递增。贫困的显著特征是回归自给自足的状态。到如今非洲的马拉维或莫桑比克贫困的村庄去，你会发现当地几乎没有专业人士，人们消耗的大多是自己生产的东西。经济学家或许会说，他们“没处在市场里”，而且，很有可能，他们比奥兹这样的古代农人更加“没处在市场里”。
请容忍我略微讲讲大道理。许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习惯把过去当成一个跟现在有着极大不同的地方，一个有着各种神秘仪式的地方。故此，把现代经济学术语塞进石器时代或者尚处于部落文明的南洋社会，是犯了不合时宜的错误，是受了资本主义的洗脑。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思尤其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工业时代之前的经济以互惠为基础，现代经济以市场喂基础，两者完全不同。考古学家史提夫。香浓讥讽这种态度说：‘我们交换是为了获得利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巩固社会关系；我们交易商品，他们赠送礼物。’和香农一样，我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以为，人就是会对刺激做出反应，而且从来如此。人们权衡成本和收益，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诚然，他们也会考虑非经济因素，比如要跟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关系，要安抚心意叵测的神明，但今天的人同样如此。就算是市场化程度很高最高的当代金融交易师也要受各种仪式，礼仪，习俗和义务的网络牵绊，别人请她吃一顿美味的午餐或是邀请他看足球比赛，诸如此类的人情债他怎么也免不了。正如现代经济学家容易夸大消费者的冷酷理性，人类学家也容易夸大前工业社会里群众的不理性的浓浓人情味。
喜欢说前工业化社会的群众不知道市场的人，很喜欢举南太平洋的“库拉”制度为例。据波兰人类学家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该地区有14个不同岛屿上的部落，那儿的人是这样用贝壳换项链的：贝壳在整个岛屿部落里逆时针传递，项链则顺时针传递。过了两年多，一件东西说不定就物归原主了。把这样一种制度说成是市场，显然很荒谬：交换本身就是目的，人们并不图例。但仔细观察一番，库拉制度就没那么奇怪了。它只是这些岛屿上通行的诸多交换方式里的一种：西方人在圣诞节时彼此赠送礼物和贺卡，说明在他们的生活里，交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在市场上追求利润要是有个南太平洋来的人类学家研究西方的圣诞节，兴许会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宗教而兴起的冬季商业活动，它毫无意义，也无利可图，但却支配着西方人的生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太平洋的岛民们更陌生人交换时，都能敏锐的意识到讨价还价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学者们对库拉制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他极大地夸张了这种制度的循环性质。事实上，参与交换活动的人们不光会交换有用的东西，也喜欢互相赠送一些没用但可爱的小礼物，有的时候，最初送出的小礼物，通过层层的转手赠送，又回到了原来主人的手里，所谓的“循环”不过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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