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俊龙
反法西斯斗士
罗生特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菜姆贝格市，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父亲是驻菜姆贝格皇家骑兵军团的军需官;母亲在中学教书，乐善好施，经常帮助穷人。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罗森菲尔德养成了豪爽大度、富于正义感的性格。
中学毕业后，罗森菲尔德考人维也纳大学，1928年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8年， 纳粹德军占领了奥地利。罗生特投身反法西斯地下斗争运动，被逮捕进臭名昭著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被关押将近一年后，罗森菲尔德被纳粹驱逐出境，永远不许回国。
举目四望，他决定到中国去。当时的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这个东方古国正在经历战火，但可以为犹太人提供庇护。1939年春， 罗森菲尔德乘船来到上海，在妹妹的资助下开了一家私人医院。他医术精湛，服务周到，尤其精通泌尿科和妇产科，在上海迅速站稳了脚跟，收入颇丰。
罗森菲尔德的病人中，有著名的国际新闻记者汉斯.希伯，他是波兰籍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希伯1925年来到中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翻译处工作，参加了北伐。1938年，希伯去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1939年又去过新四军。
希伯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吸纳罗森菲尔德加入。在这个小组内，希伯带领大家学习马列主义，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得知根据地军民生活艰苦，特别是缺医少药，治疗伤病员十分困难，罗森菲尔德深受触动，决定放弃在上海已经过上的富足生活，去抗日根据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
经希伯介绍，罗森菲尔德认识了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并有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罗生特。 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安排下，他化装成德国传教士，由交通员护送，巧妙通过了日伪军的封锁线。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1941年3月，罗生特辗转抵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刘少奇会见了他。陈毅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地欢迎罗生特先生!为抗击日军，搞好本军医务工作，深望罗生特先生贡献才华。”罗生特说:“在上海欣闻陈军长大名，今日能和陈军长、刘政委见面，今后能和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工作，我感到很荣幸。”
为了欢迎罗生特的到来，新四军在盐城泰山庙前召开军政学各界大会。陈毅致辞道:“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人士都在声援我们。到八路军的有加拿大共产党派来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派来的医疗队，现在又有奥地利来的著名外科医生罗生特博士参加新四军的卫生工作。”陈毅还换上中式长袍，为大家演唱了一段《长城谣》。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给罗生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得知陈毅善写诗词后，对文学感兴趣的罗生特更是视其为知己。他们用法语交谈过几个通宵，并且一同游泳、散步。陈毅还赠给罗生特一- 支心爱的比利时马牌手枪。罗生特常对人说:“陈毅是我的好老师。”
根据罗生特的意愿，陈毅将他安排在新四军总医院工作，担任卫生部顾问，并指示有关方面要想方设法为罗生特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其时，“皖南事变”刚过，新四军军部重建，根据地物资匮乏，医护人才奇缺。罗生特建议开办- -所卫生学校，培养医务人才。陈毅十分赞同，将原卫生部训练班充实扩建，成立了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第一期就招收了162学员。
华中卫生学校开学后，罗生特担任教员，讲授医学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药理、妇科、泌尿科及战地救护等课程。他为学校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培训制度,培养了一批医护人才，使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走上了正轨。
罗生特将自己带来的大量医疗器械捐献出来，供学员们使用，还亲自编写教材，自制医疗器械。没有金属镊子，就用竹子制作;没有凡士林，就用牛羊油代替;没有胶布，就用涂一层胶的牛皮纸代替。在讲授固定伤肢技术时，他要求学员们利用木板、树枝、枪把甚至高粱秆等物品来代替夹板。
罗生特说:“一个医生必须有音乐家的耳朵，鹰一样的眼睛，一双万能的手，还要有戏剧家的嘴巴。”学员们似懂非懂，他耐心解释说:“医生要学会用音乐家一样的耳朵去辨别病人的异常，用鹰一样敏锐的眼睛去仔细观察病人的变化，用灵动的手去解除病人的痛苦,用戏剧家那样柔和的声调、亲切明快的语言安慰病人。”
除了教学工作，罗生特每天不是到病房巡诊，就是奔波于各部队驻地之间，稍有空闲，就给《医务生活》杂志写文章。不分昼夜，不论酷夏寒冬，有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线，哪里有需要，罗生特就到哪里去，越沟涉水，不辞辛劳。他的到来，挽救了大批战士及百姓的生命，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新四军里的白求恩"
有一次，罗生特来到新四军第2师卫生部，并到医院看望伤病员。一名战士左脚受伤，被误诊为破伤风，准备截肢;经罗生特复查，确诊为炎症，排除手术。战士康复出院，高兴地说:“是罗大夫保住了我的一条腿。”
罗炳辉师长送给他一把缴获的日本战刀、一支手枪和一双银筷子。银筷子上铸有“赠给罗生特大夫 弟罗炳辉”字样。罗生特激动不已，说道:“这个‘弟’字表达了我们无产者‘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深刻含义。”
1941年7月，日军向盐阜地区扫荡，纠集百余艘装甲汽艇，辅以空军助战，来势凶猛。在“保卫军部、粉碎日军大扫荡”的号召下，新四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陈毅反复叮嘱部下，要保证罗生特的安全。但是，本已随军部撤到后方的罗生特坚决要求回到前线去:“将士上战场，白衣战士上前线，这样才能打胜仗。我不是客人，我是一名白衣战士!”在他再三要求下， 军部直属医院组成了一个战地临时医疗所奔赴前线。
从事医疗工作之外，罗生特还抽时间创作歌曲、写文章，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调查访问为素材,不断撰写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札记。罗生特曾给陈毅写信，谈及想写-本关于新四军的书，将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经历告诉世界人民。
陈毅非常高兴，在回信中说:“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身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我感谢你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你完成这本有意义的著作。”
1942年春，罗生特申请入党。陈毅主动提出，做罗生特的人党介绍人。经党组织批准，罗生特作为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从此，他成为一. 名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为罗荣桓治病
1943年以后，罗荣桓相继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还担任山东分局书记。责任重大，任务繁重，他肾脏病加重，尿血不止。军区医院给予多方治疗，但效果不佳。1943年3月， 山东军区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批准罗荣桓休养半年。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需要，他不能离开军队。罗荣桓想到，刘少奇曾谈及新四军有一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于是决定去新四军治疗。
接到为罗荣桓治病的命令，罗生特立即赶到洪泽湖畔的新四军第4师驻地。经过紧张的准备，罗生特为罗荣桓做了膀胱镜和输尿导智检查，采取侧输尿管注药的方法，并辅以其他药物。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严的血尿得到控制，罗荣桓的脸色恢复了红润。
由于山东战场形势紧张，罗荣桓不得不暂时停止特别治疗，赶赴前线指挥作战。临行前，罗荣桓挑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相赠。罗生特非常感激，但没有接受这匹马，他说:“陈毅军长已给我配了驮载医疗器械和书籍的骡子，我不会骑马，还是留给骑兵部队吧。”
同年8月，罗荣桓的病情再度恶化。陈毅和刘少奇仔细商量，决定请罗生特立即赶走山东。1943年9月， 罗生特到达山东军区，给罗荣桓进行了全面体检，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案，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罗荣桓测脉搏、量血压，观察小便，检查饮食安排。经过一段时间精心治疗，罗荣桓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1943年冬，日军向山东根据地大举“扫荡"，罗荣桓夜以继日地工作，治疗计划被乱，刚刚有所好转的病情又加重了。在整个反“扫荡”战斗中，罗生特夜以继日地贴身照料，千方百计采取治疗措施，保证罗荣桓能正常工作。罗荣桓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担架上，但仍能坚持指挥作战。
罗生特对这位身患重病仍然从容指挥军队与日军作战的将军非常敬佩，此后两年时间里，几乎衣不解带、日夜操劳，从罗荣桓的作息时间再到生活习惯，事无巨细亲自安排。与此同时，罗生特广泛查阅资料，并向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详细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与她一起研究护理方法。渐渐地，罗生特与罗荣桓一家人亲如一家，罗荣桓的儿子见面就喊罗生特“大鼻子叔叔"，与他特别亲热。
林月琴后来回忆说:“罗大夫很能体会我这个做妻子的人的心理，他对我的安慰和要求是那样细致入微。他是-一个高明的大夫，对病人的治疗不仅是生理，而且是心理上的。如果没有罗生特这位泌尿科专家的精心治疗，罗荣桓同志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他对罗荣桓的治疗是有功的。”
抗战胜利后，罗荣桓感慨地说:“我能坚持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罗生特医生有一份重要功劳啊!”
“大鼻子神医"
罗生特到山东后，山东军区决定对他进行特别优待，每月发给300元北海币生活费。他找到军区首长，恳切地说:“我也是中共党员、八路军战士，给我这么多生活费会脱离群众的。”首长解释说:“你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时间长了会把身体搞垮的。”罗生特极力婉拒:“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如果为了享受，我就留在上海了，不会来新四军和山东的。”
在罗生特的一再要求下，生活费减少到100元。但实际上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因为他经常用自己的生活费给伤病员买营养品，有时还请同志们聚餐。由于工作劳累，生活艰苦，他魁梧的身体慢慢消瘦了。
除了负责罗荣桓的医疗工作，罗生特还担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给驻地军民看病。淮河决口，罗生特与战士们一起投入抗洪斗争。应滨海区平民医院的邀请，罗生特为两名疑难病患者成功实施手术，从此名声大振。求诊者络绎不绝，他都热情接待，精心治疗。每次战斗结束，罗生特都要治疗大批重伤员，他的任务繁重艰巨，但从无怨言。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做手术时，日军飞机来袭，人们劝他到附近山沟躲避。罗生特果断地说:“手术不能拖，抢救伤员要紧。”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做完了手术。有一次，罗生特已经带领医护小组在前线连续做了十多例手术，当听到一位指挥员身负重伤、危在旦夕时，他顾不得劳累，立即赶去抢救，使之转危为安。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病情，罗生特尝过伤员的尿。他常说:“一个医生要特别细致,点滴疏忽都会给病人带来痛苦和不必要的麻烦。”军区首长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给他规定了接诊的时间和人数，但这些规定常常被他自己打破。罗生特究竞给多少人治过病，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已是无法统计的数字。罗生特亲自设计，在山东根据地莒南县建成了一所占地60亩、房屋近百间的战时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科、手术室、化验室。当时，老百姓称这家医院为“罗生特医院"，把罗生特称作“大鼻子神医”。
英名永存
1949年4月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新中国成立指日可待，罗生特欢欣鼓舞。他来到中国已经十年，非常想念家乡，盼望和亲人团聚，于是提出了回国的请求。
罗荣桓感到有点突然:“现在回去是不是有点早。中国革命胜利了，但眼下实在太忙了，过三两年，等我们把国家安定下来，那时你再回去更好些。”罗生特说:“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建设新的国家，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的祖国已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了，我想看看解放后的奥地利和欧洲，看看我的亲人。我还要回中国来，继续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工作。我还可以动员我的同学、好友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中共中央批准了罗生特的请求。出发前，刘少奇在天津接见了罗生特,称赞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感谢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对新中国建设的关心。
罗荣桓夫妇双双来到天津车站送行，赠给罗生特一块怀表留念。途经上海时，陈毅市长热情款待了罗生特，高度评价他是“活着的白求恩"“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并亲手交给他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德文对照的荣誉证书，还特意为他定制了一套漂亮的西服。
1949年11月，罗生特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他说:“我一定再来中国，我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遗憾的是，罗生特于1952年4月赴以色列探亲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不幸逝世，年仅49岁。
罗生特在中国生活了十年，是战争年代在我军工作时间最长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2003年4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伟大的奥地利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生平展”，同时举行了《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中文版的发行仪式，该书是根据罗生特的手稿整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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