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无声，岁月有痕 金弢
———记部长王蒙一次请客，服务员嫌消费水准太低
题记
每一张旧照，都是一截往事；
每一个回忆，都是一段故事。
如图所示，笔者蹲在那里，手里举着德国著名作家棱茨（Lenz）的长篇新作，我左手边的那位德国人，汉堡文化局局长Vogel先生，他同时负责德国电视一台的工作，我们每次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访汉堡，都由他出面接待。八五年的王蒙团也不例外，他全面负责，全程陪同。
第二年，中国广播电视部邀请他访华，广电部外事局电话打到中国作协找我，说汉堡的Vogel先生正在京访问，是他们的客人，他提出要见中国作家协会的金弢。我一听电话马上明白，这是Vogel先生的外交手法，我不算什么人物，他要见的是王蒙。王是时身居部长要职，日理万机，他怕提出求见被拒有失脸面，西德人是很讲面子的，提出见我只是个托辞，无非是让我向王蒙传递他在京的信息。
我要了他下榻的饭店名、房间号及电话号码，问清此行是什么形式的访问，有多少人同行，其他团员为何人。王蒙当了部长后，我们作协外联部收到的海外贺电、贺信最多的是来自汉堡，而我们每次出访西德，汉堡方面的接待总是最完美、最热情的，投资也最大。汉堡是我改革开放后开展西德文学交流的突破口。
我一方面向领导提出接待方案，一方面联系Vogel和夫人下榻的燕京饭店，表示下午5点去饭店拜见他，并跟他谈在京别的安排，同时联系王蒙办公室，希望他能抽时间见老朋友一面，由他出面请人吃个饭。
王蒙同意了，称既然是去年的老朋友，不以部长名义，以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出面为妥。此事由我们安排，定好了时间和地点通知他就是了。我家住西城，单位在东城美术馆西侧沙滩北街文化部大院，每天来回穿越天安门广场，风雨无阻。文革时日日“三忠于” ，现在上下班，改成了每天两次; 早晨路经天安门向伟大领袖敬个礼；晚上下班路过再道个安。时光虽然过去几十年，但心中一直怀念。
平常上下班骑车，但今天见外宾蹬车去不合适。我知道Vogel此人非常友好，事毕一定会送我出来，见我骑车而来也不得体，我怎么也该要个车，有个派。加之北京的春天，风沙弥漫，耳朵里灌满了沙尘见外宾也不符外事礼仪，我决定到司机班要车。
我们外联部虽然有调车的权力，但出车时的速度就无法左右司机。懒驴上磨屎尿多，碰上情绪不好时且拖你呢！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出现，我有备在先，平时业已朝贡到位。每次出国回来，司机班、后勤组、收发室的男同志每人一包洋烟； 秘书处、打字室、财务科的女同志每人一双丝袜子，这样有了急事叫车就顺当；尤其是打字室，搞好了关系，碰上急件就不怕，上午送去的文件，下午就打印好了，还送货上门，不用自己去取。我写这些，记录下来的都是咱们当年真实的国情，是我们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这种传承，年轻的一代，或将永远不知，也将永远无法想象。
决定了王蒙出面请客，但这不是什么重大宴请，请老朋友吃个便饭，外事请客每人标准也就在20到25元之间。因卖了王蒙的面子往上靠，封顶也就25，就是部长也没得超标。请客安排在前门饭店，是我事先去订的餐，我想要个单间，部门经理说：35以下没有包间，只能坐大厅。因为是部长，坐在乱哄哄、你挤我攘、汤水飘洒的大厅里，还是请老外吃饭，真让王蒙失尽脸面。
然而这种礼宾分寸是我们外事的责任。我找来总经理，指指远处的王蒙，说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之长，还在宴请外宾。经理说没办法。后来千乞万求总算找来一张屏风，把我们拦在一个角落。上菜时，服务员手抓一把筷子放在我跟前。我说请分一下，她说，标准太低，自己分。我滴天，我一边绕着圆桌给大家分筷子，一边不停地给整张桌子当翻译，确实是有点中国特色。
王蒙是喜欢写作的，他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1985年5月带了一个庞大的作家团出席 “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其中就有我，我是这个大团中唯一的随团翻译，全团最年轻，29岁。 那位汉堡文化局长的访华，他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蒙、张洁团，王愿坚、路遥团和马拉沁夫、莫言团等访汉堡，都由他亲自出面接待，一路奉陪在左。这次他来华，因为决定王蒙出面请他吃饭，我订好了时间、地点，遂再次去电话确认王蒙办公室，正好王蒙亲自接着了。谈完了安排后，我说: 你当了部长当然好，"高官厚禄"的，但你的创作怎么办呢？这是无人能替代的呀！王蒙一声叹息:“没办法，推不了！再看看吧，想想办法，不行先干两年再说······” 身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八十年代我们的很多外事活动都有王蒙参加，让他出面主持。在此衷心祝愿老领导笔耕不辍，《青春万岁》!
冯老 “委身” 当翻译
那句话“标准太低”，在宴请外宾时我听过好几回了！一次，德国北部石荷州来了一个乡土文学作家，要见一些在京的中国同行，据说他是西德外长根舍小时候穿“开裆裤”的莫逆。 根舍外长给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海顿写了信，让他关照一下。海顿手里当然没有我们作家的联络方式，便来找我。
我们的作家平时怕受打搅，都躲起来写作，藏在哪里不为人知，但我们外联部是个例外，一旦有了外事活动，他们一定个个踊跃参加。
我们外联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选派某个作家组团出访前，会先把他拉出来练练兵，见见外国人，适应适应。见外宾可都是美差，少不了吃香喝辣，这在物质匮乏、缺油水的八十年代极为重要，那时买肉还要肉票呢！而且有了这种召见，意味着出国的机会为期不远了，家里的彩电有谱了，所以这种好差使作家们一呼百应。
海顿参赞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殚精竭虑地工作，两口子又都是很善良的人，一次在北京新建的音乐厅听交响乐，我们双双碰上了他夫妇俩，事后我拙荆不禁感言，德国人的礼貌真是让人感动。加之前一年我作家团出访西德前，他在家举行了隆重的饯行仪式。这次他有求于我，作为感谢，我们不光要配合帮他找作家，约了北京的刘绍棠、李陀，还准备宴请他们一次。这是给海顿的一个面子，辅助他的工作，让他任务完成得出色，在外长面前有个好交代，这会对日后的工作有利。
也是在饭店请客，也是普通的餐标，那时，冯至刚荣获西德联邦十字勋章，我们决定让他出席，授勋一事正好是个话由，他又是我们作协的副主席。同样是在上菜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手抓一把黑乎乎油腻腻的筷子，在我跟前往桌子一拍，筷子也没有拿筷套包一下。我说，请帮助分一下。又是那句话：标准太低，自己分。
为了节省外事经费，不到万不得已，请客有时就不配备外事秘书，出现杂事均由翻译承担。那天晚餐，一边是使馆加作家六位外宾，我方是我跟冯老加两位作家。我一看架势，放在圆桌中间的那盆汤今天得由我来分了。
三十多年过去，现在回首往事，想来我们当年的工作态度的确是认真负责的，既能干，又有眼力，碰到不测，应变能力强，让单位里领导放心。来德留学两年后，一次电话里部主任还说：“回来吧，我们太需要你们这样得力的年轻干部，你们出国留学生是最爱国的！”
席间的交谈不能停下来，刘绍棠和李陀的话都得由我替他们翻译。我站起身来，一边翻译一边小心翼翼地替大家打汤，打完汤后发现没给调羹。我一看周围没有服务员，自己又走不开。好在外事活动节奏慢，而且德国人又有足够的耐性，先聊着吧，谁也没有开喝。这时服务员出现了，我要调羹，她说，喝汤你们不是有筷子吗？我说今天有外宾。她说，要调羹自己去厨房拿！
我想冯老听了这话心里一定很生气，但他不动声色，很坦然。冯老是位很憨厚的长者，有次我陪德国驻华前大使魏克特，Erwin Wickert，去家访冯老 （就是德国电视一台 Mr.Tagesthemen，Ulrich Wickert 他爸，Ulrich 的出生地还是北京呐）。冯老和夫人姚可昆，她是我们北外德语系文革前的资深教授，辈分比我读研的指导老师祝彦还高,他俩憨态可掬，差点儿没把魏克特感动得五体投地。在参赞的眼中，冯老是一位获得联邦勋章、形象高大的人物。
碰到了今晚这种场合，冯老处事不惊，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很自然地拿起碗来对着嘴喝，样子好像我们中国人本来就都是这么喝汤的，不让工作暴露出一点破绽。海顿虽然听不懂，但他马上明白了场景，他非常崇拜冯老的，他也举起碗来直接喝。
我注意到了参赞夫人的尴尬心态，她见丈夫跟冯老都举碗喝了，怕不随和有失外交礼仪，但她欲行又止。我想这位西德外交官夫人一定是生平第一次碰上喝汤不给调羹。她难为极了。我跟冯老说，我去厨房拿。冯老轻轻一句：去吧。然后很自然地用两种语言把两边作家的对话又连接了起来。
2022年01月06日 修订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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