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了，忍了三天，终于去医院了。
我讨厌医院，最主要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别人是国家、医生；别人也是家人和朋友。
一个人看病，必然牵扯出一个人以外的大量情况。
一个人看病，必然有更多个人一起受累。
比如说，今天看病，是孩子爷爷带着我去的，十岁的孩子也陪着。
你们试想一下：我带孩子回老家看爷爷。连续玩了三天，媳妇生病了，爷爷怎能袖手旁观呢？一，爷爷觉得我人生地不熟；二，爷爷做力所能及的事，他自我价值也实现了。这个时候，我必然跟着爷爷出门看病。
喉咙发炎，声音完全沙哑变质，听起来很可怕。
医生执意让我做喉镜检查，检查竟然要花150元。花钱不是问题，我奇怪是这检查有必要吗？
我当然不去质疑医生。我明白，有一点质疑时，我这病就好不了。有一点质疑，这看病经历就变得更磨难。
等待检查，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幸好，今天我要处理一堆事务。看短信发短信，听留言发语音……遥控着一千公里之外的事情。
时间其实过得很快。但同样在等待的爷爷，他感到时间很慢，来看我两次，又知趣离开。这些时间，都在折磨着人。
终于到了。“赫闵研”“哦”我扯着嗓子去回应。
当我坐在检查的椅子上，好像刑场一样。真不知道恐惧从何而来？
哪喉镜，像筷子一样长的管子，准备插到我的喉咙里——检查。
筷子一样长，筷子一样粗，一点都没有夸张。
不信，你去试试看。
四十四岁的我，当然是优雅并礼貌坐下了。我轻轻说：“我有点怕。”医生说：“不用怕，放松，三岁孩子检查都是顺利的。”
一块白色的纱布，包在我的舌头上。然后，医生用手拉着——用手拉着我的舌头，舌头和医生的手指间，隔着一块纱布。
医生的力量是温和的，仅仅是把舌头拉向外面，没有让舌头难受和感到痛。
我想：痛，算什么，我能忍。
接着，那根筷子插进喉咙里。
三秒，我恶心了。
医生很温和说：“不紧张，呼吸呼吸，不用出声，长大口就行。”
第二次，插进来。
五秒，我想应该坚持了至少五秒，我又恶心了，反呕了。那一霎那，眼泪刷刷刷，流出来了。
没有计划，我竟然哭了。为一次检查，一个女人竟然哭了。
医生真好，说：“不怕不怕，我给你一点麻药，就不怕了。”
我哭着说：“我很怕，很难受，对不起。”
“不怕，你看，一喷，含在嘴巴不吐，两分钟，两分钟就好了。”
我再次张开嘴巴了。
麻药，很苦。而麻醉的刺激，从喉咙瞬间转移到全身。原来，这样的感觉叫麻药作用。领会到一种感受，我心里笑了。
我紧紧闭着嘴巴。可是，无法管控好眼泪，它们照样大滴大滴流出来。我向医生点了点头，表示在门外等待。
这一次，等待两分钟。
我坐在检查室的长凳上，爷爷来看我，问：“你怎样了？”
我断断续续吐字：“检查……麻……药……再一……”没法说完这句话，我趴在旁边垃圾桶边又吐起来了。
爷爷说：“不说话，不说话。”
爷爷走后，我一个人在长凳上又哭了。我多么不愿意，家人和我一起受罪呀。
这一次的等待，变得很长很长，我一直竖着耳朵听我的名字。
“赫闵研””来，再喷一次。”
“不用了，我觉得我好了。”
“真的吗？”
“真的，我觉得嘴巴全麻木了。”
第二次的检查，其实并没有比第一次顺利。
我的喉咙天生敏感，不容一点异物。几十年里，我从来没有顺利看过病，我连吞药丸也不顺利。一粒药丸，一大口水，一粒一粒药丸来吃，孩子爸每次看见我吃药都觉得好笑。还好，这样取笑我的机会不多。
医生很有耐心向我解析：“我需要看看你声带有没有问题？声带在喉咙下面，完全看不到。你不要紧张，你看着电脑屏，你能轻松点。我要看清楚才对你负责。”
我知道的，医生对病人都很负责；家长对我也很负责；朋友对我也很负责。
但是，我自己很想放弃。
这一次，我没有再哭了。再流眼泪，实在丢人。
我说：“我声带应该没有问题，发声奇怪就这两天的事情，我保证没有问题，我应该就是喉咙发炎。我保证，真的。”
医生看了我一眼，笑了。
我们一行三人，前后花了两小时待在医院。
孩子很独立，他跟在爷爷身边，一直在看书，没有任何烦躁。离开时，孩子牵着我手，问：“妈妈，严重吗？”“不严重，但我刚才哭了……”
当我们离开时，背包里装着两盒药，心情突然轻松了。
不是药解决了问题，而是经历难受和磨难之后，人身上的负能量随眼泪排解到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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