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美国形形色色的教科书中不约而同地提到过三位中国人：陶渊明，杨贵妃，李自成，分别做为不向世俗低头、浪漫、和暴力ge命的符号。其中最受推崇的是陶渊明。
麦基的书里有一段陶渊明小传，采信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说法，称陶桂冠归隐后的22年里虽然也“经受了做为中国农民的所有苦难，……饱尝水旱之虞、病痛之灾”，但他不是一般的中国农民，他跟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保持紧密联系，经常在一起诗酒唱和，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他对这样简单的田园生活很满足，甚至把这种生活美化成世外桃源。”
或许在麦基们看来，陶渊明和他的“南山”，几乎就是中国版的梭罗与《瓦尔登湖》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试看陶氏归隐13年后所作的诗。其中已明白无误地泄露了天机：“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饥抱，寒夜无被眠。”水旱虫灾轮番来袭，收获的庄稼已经难以维持温饱了，于是，饥寒交迫中作者开始度日如年。“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今天我们常说农民是弱势群体，而一千多年前的晋代农民，不知农药为何物，抽水机在何方，遑论温室大棚、喷滴灌，一旦天灾来袭，唯有任其摧残，更别说还有那“猛于虎”的苛政盘剥。
这些是物质层面的困苦，那么精神上是否充满诗洒唱和的充实与满足呢？就在上述诗中，陶渊明嗟叹：自己独自慷慨悲歌，除了这两位收信人，竟无别的知音。
而另一首《杂诗》中，则悲鸣：“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想开口却无人应和，只好借酒消愁，形影相吊，哪来的诗酒唱和盛景！可见麦基实在是误读陶渊明了。
后来所谓的陶氏晚年“不仅沉醉在乡农之间，还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只不过是表象，诗人与目不识丁的乡农及释道之间，远难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遑论思想上的共鸣。
当初不愿意讨好州官，而今却连一个地痞或地保都可以欺压你，能逼你“折腰”的人已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样的生存环境，至多“忍受”而已，说“满足”何啻掩耳盗铃！
事实上，麦基引用的那些脍炙人口，代表其“淡泊气节”，“隐逸志向”的陶诗，基本上写于作者辞官前夕以及归隐之初，如《饮酒》《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均作于404年至406年，他们所展现的，至多只是陶渊明漫长人生的一个短暂阶段，而不是全貌。
在此之前，他几番入仕，分明是一腔热血，满怀抱负。400年以后，他还曾效仿田畴的故事，乔庄私行，冒险将政局变化驰报刘裕(后来的南朝宋武帝)，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后来的《读山海经》之十，更借精卫和刑天的际遇，感叹自己良机已失，徒怀雄心，壮志难骋，理想已成泡影：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从这一系列篇章，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恬淡静穆”和“彻底的傲视功名”。
纵观陶氏不同时期的诗作，我看到的是一个寻常人真实可信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圣贤与众不同的高调。田园生活只可远观，不可亲历。其所谓的美好，恬淡、浪漫，只存在于城里人偶尔下乡体验一把之余的臆想中。
陶渊明为这种浪漫想象和冲动决策付出了代价，他对自己的无奈并不隐晦，说落入困境的原因全在于自己，怨不得别人。(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至此，我不得不相信西方汉学家马克尔文的看法，陶渊明并非真的生活恬淡，只是在官场的激烈竞争中，未能顺利通过“潜规则”这所人生大学的考试而已。
不是么？仕途几番铩羽，而他依然只用圣贤书上得来的那些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书本上圣贤的标准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真正社会运行的其实是另一套行为准则和生存法则，也就是有吴思风靡至今的“潜规则”三字。
陶渊明的失误在于将名义上的权利，尊严和规则当成了事实上的权利，尊严和规则，把“应然”当成了“已然”，没看清自己与上官，自己与农民之间根本就不是平等的交往主体，以为从“县令”这个层次退回到“农民”这个更低的层次就可以悠闲自在，殊不知在这片等级森严的土地上，人格自由，精神平导只是弱者的梦呓。一旦真做了最底层的农民，田园生活的真实况味终究会令他明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得不为五粒米俯首。
陶渊明只不过是后人裁剪包装出来的一个符号而已。而这个虚幻的符号不仅掩盖了他自己前期的积极入世，后期的愁苦消沉，误导了后世无数士子，还把今天美国人也给“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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