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妈妈说，我在婴孩时特别爱哭。除家人外不让别的人抱，我一生下来就没有母乳吃，有年轻的妈妈要给我哺乳，抱我在怀中，我就哇哇大哭，好像害怕被人抱走一般。如果别人逗我玩儿，说“你妈妈不要你了”，我更是惊恐万状，哭声惨极。妈说我胆子极小，有人在这背后大喊我一句，就能把我吓哭。可没想到，上小学时我竟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登台演出，参加过农场的汇演呢。
上世纪70年代，很多基层单位都组建文艺宣传队，我们分场子弟学校也组建了宣传队，那时候我上小学，班主任老师让我参加，我虽心惴惴，但老师让我参加，作为班干部好学生的我岂有不答应之理？况且进文艺宣传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被选中也是一种荣誉呢。况且父母也支持，说正好练练胆量。
我们分场子弟学校七个班也就100学生，文艺宣传队人也就10个人左右。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其他队员大多都是初中的学生。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说山东快书的男学长，他是我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个子不高，皮肤白皙，体型微胖，眼睛细而略小，喜欢笑，笑起来眼睛更显小，但我却有点儿崇拜他，因为他有才。他聪明，成绩好，他自学了山东快书，特别是两片半圆铜板在他手指间灵活掌控，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击打出分明的节奏，加上他学说的山东快书真是像模像样。他表演山东快书不怯场，最拿手的事是“武松打虎”，开头先打一阵铜板，“当里个当当里个当”，“手拿铜板走上场，上台不把别的讲，表一表打虎英雄武二郎”。根据当时宣传的需要，他和同学们还要自己创作快板新词，他也是宣传队创作组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有两三个是他的同班同学。他们常常在老师的指导下编写新词，有三句半对口快板、微型剧剧本，是宣传队里的小编剧。那位学长高中毕业后成为我们分场第一个大专生，后来出国留学定居法国。
宣传队里还有沈氏三姐弟，他们家是从郑州到我们分场的，据说他们父亲是郑大教授，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受了管制，他们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到我们农场干校，其中三个在我们分场学校就读，我们也就成了同学校友，只是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干校房就在我家所在的家属院的西头，一条路分开了干校房和分场工人家属房，工人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很善良，对下放到干校的人并不歧视，彼此碰面打招呼一如工人邻居，孩子们在一个学校学习，也没有隔阂。沈氏姐弟来自省城，比我们工人子弟见识多才艺突出，人又白净，性格开朗，爱跳爱唱，是文艺宣传队的活跃分子。
宣传队的表演，现在看很简单，但也是具有那个时代特点的。基本上是几种表演形式：小合唱，唱革命歌曲、样板戏一一《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数来宝，才子学长的山东快书是保留节目，编新词夸先进，每次都演；小短剧，赞扬新社会新时代；三句半，每次必有，内容总是不一样。三句半这种表演形式，现在的孩子恐怕很少看到了。表演者为四人，每人锣、鼓、钹、碰铃打击乐器其中一种，前三人每人说或唱一句，第四人则念诵归纳前三句内容的词或短语，说完一节变队形，还可不断变换队形。“三句半”取材于身边的生活，用来表扬好人好事，鞭挞坏人坏事，或宣传方针政策、工作任务，灵活简便，在当时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中颇流行，我曾多次跟随学长排演过“三句半”。
加入了宣传队以后，我的生活确实与之前有所不同。之前放学后我常和同学一起跳皮筋，玩石子，踢瓦，用绳子玩“开方”（一种游戏）。到了宣传队后，放学后星期天都要“练功”，有没有人要求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跟着几个比我年长的队员在水泥乒乓球台上压腿，在操场场土地上练“一字马”，打“马车轱辘”，下腰，劈叉，借助教室的外墙练习倒立……我从小胆小，备受家长爱护，习惯远离危险性的行为。可队员们都在练习，我也不能光看不练。慢慢克服内心的恐惧，在同学的帮助下做练习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踢腿”“劈叉”“下腰”都做的像模像样了，马车轱辘也能够连着打两三个，但倒立一直是我的弱项，直到宣传队解散我也没有练好。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我们农场组织大型庆祝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宣传队编演了节目，抓紧时间排练。节目中有一个反映粉碎“四人帮”的小品，江青有沈家小弟扮演，他穿上妈妈的连衣裙，高跟鞋，还戴了一个假发套，拿腔捏调发假声，非常搞笑。我参加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小合唱，京剧《红灯记》中铁梅的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记得是四个小姑娘一起唱。我参加的另一个节目是红绸舞“欢庆胜利”，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节目，由全体队员一起表演。分场也很支持，派了两个人帮助我们排练，一个是个子高挑喜欢唱歌唱戏的胜利姐，另一个是在周口越调剧团工作过的何阿姨。会演是在晚上，出发前大人们给我们化妆，让我们穿上借来的红底儿碎花的上衣，扎好麻花辫，红头绳。分场派了车，把我们送到场部演出场地。夜晚空旷的场地中央灯火通明，感觉舞台很高，很宽。参加演出的看演出的人密密麻麻的聚集在台下，那场面，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尽管老师说“演出时你们只当下面的人都是萝卜白菜”，但是我仍内心忐忑，台上的节目看的马马虎虎，印象不深。直到老师让我们到后台准备时，我仍然紧张的手心发潮。及至登上舞台，看台下只见人形不见眉眼，紧张倒去了大半。表演顺利结束，我们乘夜色而归。
这次演出不久宣传队好像就解散了。但对我的影响是我变得开朗活泼，胆子比以前大了。而且，差一点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有一天，妈妈对我说：“你何姨（宣传队那位唱过越调的临时指导）说你嗓音底子好，扮相也好，是唱戏的料儿，送到戏校培养培养，将来说不定成角儿呢。”我感到意外，从没有想过小小年纪离开父母离开家。随后妈妈句何姨询问戏校学员的训练情况，得知学戏的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要练功，唱念做打身形步法，都要经过艰苦的训练，最后妈妈决然地说“学戏太苦，我舍不得，还是留在我身边念书吧。”后来我上了大学，闲聊中提及当年的事，妈妈说：“亏的没送你戏校，我家差一点儿丢了一个大学生。”现在想想，如果当年我进了戏校，我的人生将会怎样改写呢？
人的一生会经过很多路口，每个路口都通向一种可能，面临一次选择，主动的或被动的。人生的变数就在这些选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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