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那段经典独白，其实是疯话。如果不是因为装疯卖傻，他一定不会这样讲。这一长段内心独白为什么必须是疯话呢？我们先把全文的逻辑简单梳理一下：
首先，活着很苦，死才是解脱，但我们之所以不敢去死，只是因为不清楚死后的世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有还是无。活着的苦，无论多苦，都是已知的、确定的、有限的；死后的情况却是不可知的、不确定的，也许是无限的。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死后受的苦远远大于活着受的苦。
所以，为了躲避死后可能存在的无限的苦，我们宁可承受活着时候的有限的苦。这个逻辑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荒唐，而在莎士比亚时代，不但荒唐，而且离经叛道，因为它有着怀疑论的倾向，再向前一小步就跨进无神论了。
我们中国人常说“生死事大”，这里的“生死”是一个偏义复词，重点只在一个“死”上。怕死是天性，要化解这种恐惧，最好的药方就是宗教。在欧洲传统里，基督教一度把生死问题解决得妥妥当当。所以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死后的世界、死后的生存状况，是确定无疑的，相比之下，反而活着的时候才充满了不确定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知识就是力量”，是因为未知的世界总会让人害怕，只有把未知变成已知，心里才能踏实。当一个人对死后的天堂地狱有了足够的知识，他就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应对活着的世界了。至于他的知识正确还是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只要对他的知识笃信不疑，力量就会充沛，勇气就会饱满。
中世纪的宗教知识告诉人们，现世生活只是短短的一个过场，死后的天堂地狱才是永久的归宿。所以，活着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更好地去死，这就是基督教文化里的“向死而生”。人如果相信了这样的知识，对贫富贵贱就不会太在意了，努力工作赚钱变得毫无意义，真正应该为之努力的，只有修行和忏悔。
要等到新教改革，加尔文宗兴起，努力工作赚钱才有了宗教价值。莎士比亚的时代正是新教改革的时代，但英国的新教主流不是加尔文宗，而是安立甘宗。安立甘宗里更极端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清教徒，后来建立美国的就是这个阵营里的晚辈。
清教徒对戏剧深恶痛绝，他们相信人世间的享乐通通都不应该，所以总在呼吁政府查封剧院。伦敦的剧院也确实因为他们的呼吁，时不时停业整顿。在清教徒的眼里，剧院不但是淫窝，还是淫媒，像魔鬼一样引诱世人堕落，败坏世道人心。他们说错了吗？
我们看看莎剧，即便是最有高贵感的《哈姆雷特》，情节也无非是乱伦、谋杀、篡位、欺骗、负心，实为人间罪恶之集大成，没有半点正能量。就连复仇也不应该，因为上帝说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亲手复仇无异于僭越上帝的权力。当然，所有这些正大光明的理由，都建立在对死后世界的确定感上。如果“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什么梦”是无法确知的，那么再多的理由也不能使人信服。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他的作品里流淌着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这段台词就是小小的例证。它已经在凸显着人的反省意识和世俗的生活价值了，在反省当中怀疑神的话语。不要说清教徒，基督教的任何一支宗派都难免被它触怒。
所以，这样的台词，必须是疯话，没人会和疯话计较。哈姆雷特的台词之所以饱含着哲理和深意，正是因为有着装疯这个设定。装疯不仅是情节上的必要，更是台词上的必要。
2019------《得到·专栏》 课程笔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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